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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馮紹雷】

冷戰終結，蘇聯解體，葉利欽在風雨飄搖中的俄羅斯登臺執政。當時的美俄關系一度非常密切，葉利欽受邀到美國國會發表演說。1993年4月和1994年1月，葉利欽和克林頓兩位總統簽署《溫哥華宣言》和《莫斯科宣言》，宣稱美俄關系已成為“成熟的戰略伙伴關系”。

但沒過多久，官方用語就不那么樂觀了，“成熟的”一詞消失了，“戰略性”也漸漸被“實用性”的新提法所取代。美國承諾的援助越來越少，合作的調門越唱越低，俄羅斯人的情緒也越來越大。葉利欽在1994年西方七國首腦峰會前夕，憤懣地表示：這一次再也不會為援助而去乞討了。

這時露出水面的，是俄羅斯與歐美關于冷戰后北約前途的爭議。

1995年10月23日，葉利欽與克林頓在紐約相談甚歡，克林頓開心地流出了淚。圖片來源見水印

北約東擴的緣起

從一開始，美國對于北約本身的去留都有點猶豫，更談不上北約東擴。1992年總統大選，贏得了冷戰的老布什，反而被克林頓所取代。這說明美國的興奮點已經從對外戰略，轉入國內經濟。有兩個數據可以為證：一是，美國駐歐軍隊從1990年的40萬，下降到1998年的12萬；二是，從1985年到1995年美國軍費比歐洲國家軍費下降要快。這表明：美國對于北約以及歐洲的關注度降低了。

冷戰結束，歐共體提升為歐盟后，不光推出歐元作為統一貨幣，1992年馬斯特里赫特協議曾宣布：安全與共同防務，也將是歐盟關注的重點。但是，不久后在南斯拉夫地區發生的波黑沖突表明，在這一場非常殘酷的地區沖突中，歐盟并沒能真正擔當大任。“歐洲主要國家對其目的感到迷惑，它們自己就產生了分歧”。最終還是美國出馬，強行壓服各方，簽下了“代頓協議”，才解決這場波黑沖突。【1】

波黑沖突使得歐洲態度發生明顯變化：盡管討厭美國，但不得不依賴美國幫助，維護歐洲安全。德國總理科爾斷言：北約應該擴大，才能使德國不再成為東西方前沿陣地，避免與俄羅斯直接沖突，并在其東部形成一大片緩沖區。冷戰終結給德國帶來的最大好處是，除了德國本身又一次形成為一個統一國家和獨立大市場，而且近在咫尺的中東歐國家出現了一個誘人前景，那就是，這里非常有可能成為德國未來的潛在市場和重要合作伙伴。德國經濟要想再一次稱雄世界，唯有與近鄰緊密合作，才能實現。

相比之下，法國作為在歐洲戰略與政治領域具有傳統領導地位的國家，面臨著德國崛起的沖擊，既想通過歐洲一體化的方式，限制并消化統一后德國的影響力，但又對自己曾一再疏離的北約東擴有所顧慮。更主要的是，在冷戰終結時刻，法國并沒有得到像德國統一這樣的歷史機遇的刺激，激發起外向的熱情。此時的法國已無回天之力去抗拒北約的拓展。

再來看東歐。早在1991年捷克總統哈維爾和波蘭、匈牙利等國領導已相當明確地表示，希望加入北約。當時，東歐不光畏懼俄羅斯的實力，也擔心未來德國崛起的巨大壓力，希望借助北約與美國這樣的外部力量，來擺脫歷史上曾經多次出現過的中東歐地區受到東西兩強直接壓制的困境。波黑危機暴露出歐盟防務的不足，進一步推動東歐要求加入美國主導的北約的愿望。

1995年11月21日，南聯盟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波黑三國在美國簽訂了《波黑和平框架協議》，也就是后來我們常說的“代頓波黑和平協議”

波黑沖突的解決，很快使美國干預歐洲的信心膨脹起來。似乎唯有美國才能帶領西方聯盟前進。相對于歐洲經濟的困境，美國經濟則靠冷戰紅利，走向景氣。政治經濟學家D.卡萊歐（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保羅·尼采高級國際研究院迪安·艾奇遜講座教授、榮譽大學教授、歐洲系主任，知名美歐問題專家——筆者注）認為：一旦，美國對北約擴大感興趣，西方任何人要反對，就很困難了。【2】筆者在90年代中后期曾幾次參加在外交與戰略界頗有名氣的英國威爾頓公園國際會議，親見當時美國官方代表曾多次明確表示：冷戰結束后，美國本不想在歐洲地區沖突中承擔過多責任，但由于歐洲各國無意挑大梁，最后也就只能是美國一馬當先了。（威爾頓莊園會議（Wilton Park Conference）是一個歷史悠久、享有一定知名度的高級別國際事務論壇。雖隸屬于英國外交部，但主張交流各方學術觀點。上世紀90年代以來，筆者有幸多次受邀參加這一國際會議。——筆者注）

經過北約國家內部的密切溝通，1994年1月10日，北約首腦峰會正式宣布，將對東歐新成員“敞開大門”。多年之后，2001年4月17日，我拜訪了前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布熱津斯基。鑒于他在北約東擴問題上一直持相當積極的態度，我問道，冷戰才剛剛結束不久，就推進北約東擴，美國究竟是如何考慮的？布熱津斯基表示：首先這是歐洲——主要是中東歐國家、而不是美國提出的動議，同時美國也應該擔當責任。（2001年，筆者作為美國J.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關系研究院（SAIS）歐洲系的訪問學者，在華盛頓D.C.工作一年，曾有多次機會向Z.布熱津斯基、D.卡萊歐等美國資深學者請教。——筆者注）總體而言，波黑沖突的表現，以及美國在冷戰終結后“和平紅利”的獲得，導致其決定推動北約東擴：美國既可壓住俄國，又可看住德國，還可留在歐洲，可以說是，一石多鳥，何樂而不為。

對于當時美國的考量，布熱津斯基曾有過分析：“利害關系最大的是美國在歐洲的長期作用。一個新歐洲尚在形成之中，倘若這個新歐洲仍將是‘歐洲——大西洋’空間的一部分，則北約的擴大就是必不可少的。”他說，如果在北約擴展中停滯或徘徊不前，“美國便不可能有什么對整個歐亞大陸的全面政策。這種失敗將使美國的領導地位信譽掃地，將使‘歐洲正在擴大’的觀念被打得粉碎，將使中歐人灰心喪氣，也還可能喚起俄羅斯現已休眠或行將泯滅的對中歐的地緣政治企盼。對西方而言，這將是一種自傷自殘，是未來任何一種歐亞安全結構中形成真正的歐洲支柱的前景受到致命損害；對美國來說，這不僅是一個地區性的失敗，也是一個全球性的失敗”。可見，當年，布熱津斯基積極地奔走于大西洋兩岸，推動北約東擴，是有著上述這樣長遠構想的。

本文作者馮紹雷與美國戰略專家布熱津斯基（左）。圖自文匯報

俄羅斯的反彈與無奈

對于東歐國家加入北約，事實上，俄羅斯起先也沒有表現出多大異議。1993年夏天，葉利欽本人還表示，波蘭可以就自己是否加入北約問題做出選擇。但是，隨著國內本土意識的崛起，俄羅斯開始轉變對北約東擴的立場。1994年1月，葉利欽明確表態，反對東歐三國加入北約。對此，布熱津斯基佐證道：“可以說1993年是失掉歷史機遇的一年”，因為當時“葉利欽在8月間公開贊同波蘭加入北約的意向并稱這與‘俄國的利益’相一致之后，正是美國那樣做的大好時機。但克林頓政府當時仍奉行‘俄國第一’的政策（意思是克林頓還比較顧及俄羅斯國內的反彈——筆者注），于是又折騰了兩年多。——到1996年，美國決定把擴大北約作為建立更大、更安全的歐洲——大西洋共同體的政策中心目標時，俄國人對此已持堅決反對的態度了”。【4】

面對俄羅斯的強硬表示，整個北約東擴的過程顯得一波三折。1994年1月，北約提出“和平伙伴關系計劃”，允許東歐國家最終加入北約，但不提出具體的時間表；提出北約只和東歐進行有限合作，不對“伙伴”提供安全保障。為了不過分刺激俄羅斯，甚至提出，俄羅斯也可以加入北約。當時，俄羅斯的確非常猶豫：抵制東擴，會與北約鬧僵；接受東擴，顯然安全環境會承受巨大壓力。

1994年3月，時任美國國防部長、但實際上一直主張在東擴中顧及俄羅斯利益與感受的威廉·佩里訪問莫斯科，與俄方談定，俄羅斯以大國身份加入“和平伙伴關系”，與北約合作。但是，一個月之后，北約沒有通知俄羅斯，便在美國主導下對波黑塞族進行空襲。葉利欽感到北約在與俄羅斯利益攸關的問題上，并不打算尊重俄羅斯的大國地位與意愿。于是，俄方取消前往北約簽署“和平伙伴關系”的計劃，也拒不參加1995年10月“和平關系伙伴”范圍內與北約、東歐一起的聯合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