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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馮紹雷】

以大歷史和長時段的視角來俯瞰當下世界政治的進展，常常能夠讓人們對當下事件的意義形成更加深刻的理解。我們正在親身經歷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的全球轉型過程，這是一個少則經歷了兩個多世紀、多則長達五百余年的宏大歷史進程的關鍵轉折時刻。多年來復雜環境之下所導致目前的俄烏危機，以及與此相關的包括中俄在內的當代大國關系，都以全球轉型為總體背景。

俄烏危機，作為冷戰結束后最大規模、已持續兩年的地區沖突本身，猶如“催化劑”、“振蕩器”與“反光鏡”，深刻地反作用于全球轉型，全面、系統且以內生的方式塑造著包括中俄在內的對外戰略與大國關系的未來形態。在此過程中，中、俄、美、歐等大國關系的復雜互動，既直接地影響俄烏危機前景，也勢必深刻左右全球轉型的內涵與走向。

由此可見，我們所面臨的是一個前所未見的、古今關聯的、內外交織的挑戰與構建并存的時刻。需要以深刻的理論研究和創造性思維對其加以探索和闡釋。

本文嘗試探討以下三個正在運行中的國際現象之間的相互關系：第一，作為歷史長過程的全球轉型及當代啟示；第二，世紀之交以來全球轉型與俄烏危機的相互作用；第三，轉型與危機下的中俄合作。希望本文的初步探索能夠為理解全球轉型提供新的思路。

一、“國際秩序周期演進”問題的爭論及其啟示

在所有圍繞全球轉型而展開的研究中，國際秩序的未來走向是研究者關注的焦點。近半個世紀以來，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等領域有了系統性、開創性的相關研究，也觸發了引人深思的爭議。有必要對多年的相關探索作一番簡要回顧。

大體而言，至少有三類以國際秩序歷史性更替為主要對象的國際研究。

第一類研究，以世界歷史與國際戰略學家、同時也是具有難以比擬的豐富外交實踐經驗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為代表。在他看來，歐洲三十年戰爭之后，1648年出現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改變了人類社會僅僅以“帝國一統”或“宗教一統”的傳統秩序觀，“威斯特伐利亞概念則把多樣性當作起點，把各國視為客觀存在的現實，以此吸引了情況各異的國家共同探索秩序。到20世紀中葉，這一國際體系已涵蓋地球各大洲，至今仍是國際秩序的骨架”[1]。基辛格是這樣解釋何以歐洲能使“多元化成了世界秩序的典型特點”的，他說：“這并不是說，歐洲各國君主比其他文明的君主更能抵制征服帶來的輝煌的誘惑，或對一個抽象化的多樣化理想更加執著。歐洲的君主只是缺乏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他人的實力。隨著時間的推移，多元化成了世界秩序的典型特點。”[2]

2015年10月31日，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出席2015京城國際論壇（圖片來源：IC photo）

在基辛格的敘事體系中，盡管此后歷次國際秩序演變都沒有那么自覺地達到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多元化”背景下的那種“克制”，但是，1814年維也納條約、1945年雅爾塔協定、直至冷戰終結等歷次國際秩序構建的實踐表明，多元與多極結構確實一而再、再而三地通過維持均衡，避免了全面戰爭。例如，維也納體系雖不那么“民主”，是君主體制或半君主體制的歐亞諸列強之間的“大國協調”，但卻避免了全歐規模的大戰爆發，大體維持了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所說的“百年和平”。而雅爾塔體系雖經歷半個世紀可怕的冷戰，但畢竟還是維持了美蘇等不同社會制度大國之間的劃界對峙、共處并存。包括冷戰終結后，雖然美國一度單極獨霸，但在世紀之交轉向多極、多元的趨勢出現之后，世界各國人民依然在此基礎上保持著對于和平發展的期待。

總之，基辛格從對國際“多極”和“多元”實際狀態的承認與尊重開始，經由精心打造的“勢力均衡”戰略的運用，以“合法性與權力相統一”的理念為基礎，追求在“從來不存在一個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的國際環境中，去實現“不同類型的世界秩序”的各種抱負間的和平共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認為，基辛格不僅是一個現實主義者，而且是一個理想主義者。雖然這一說法與傳統國際政治理論的含義并不一致，但這一見解是很有道理的。[3]

第二類，被國際學界視為從事“現代世界體系”，或者“世界秩序演進周期”的研究者群體，其中包括法國年鑒學派代表性人物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以及意大利“世界體系理論”代表性學者喬萬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雖然這一派內部存在爭論，但是筆者認為，這一派別理應包括《現代世界體系》四卷本作者、美國左翼歷史社會學家伊曼努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這一派研究的核心觀點是，在近代以來國際秩序多次更替的關鍵時刻，都出現過西方霸權國家為核心的資本主義體系的興起。17世紀歐洲“三十年戰爭”的結果，不僅是基辛格所說的“歐洲內部的多元化”，而且是荷蘭共和國的異軍突起。法國大革命后拿破侖戰爭的結果，不僅是維也納體系的列強并存，更是表現為大英帝國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戰造就了一個五大國并存的聯合國安理會，但是美國不僅取得了較之當時蘇聯更具主導性的世界霸權地位，而且即便在冷戰終結后世界走向多極、多元之際，美國還是當今最強大的霸權國家。[4]換言之，世界秩序更替之下的常態，乃是多極化與國際力量中心的并存。

在《現代世界體系》2011年英文版第一卷序言中，沃勒斯坦有一段自我表白：“當時我有一個糟糕的想法，即通過研究在16世紀‘新興的’國家是如何‘發展’的，也許能夠更好地理解20世紀‘新興國家’的發展軌跡。這之所以是一個糟糕的想法，是因為它假設所有國家都將遵從相似的演進路線，……”[5]盡管沃勒斯坦后來對自己原先的想法有所修正，但他堅持從“世界體系”的角度，而不是單個國家角度來觀察這一問題。沃勒斯坦批評韋伯（Max Weber）的社會學理論，尤其不贊成“新教倫理產生資本主義”的觀點，他說：“所涉及的價值觀是伴隨著正在發生的經濟轉型而發生的，而不是在它之前發生的。我提出，只有通過將各個國家置于他們彼此的關系中來考察，才能理解為什么一些國家在生產效率和財富積累方面成為領先者。”[6]同時，沃勒斯坦認可斯蒂芬·門內爾（Stephen Mennell）對“世界體系”研究的評價。門內爾指出：這“實際上是從歷史方面反駁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揭示的、永恒存在的‘比較優勢規律’的一次重大努力。它表明，最初在各種社會和經濟之間相互依賴關系中的不平等程度是多么小，但隨著時間的變化，不平等程度被不斷加劇，以致產生在今天被委婉地稱為‘北方’和‘南方’之間的巨大差別。”此外，沃勒斯坦與布羅代爾盡管有分歧，但他們都認為，“……沒有提供證據證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自主性，證明它可以完全脫離國家和政治。相反，它們證明，國家事務和資本主義事務是密不可分地聯系在一起的，它們僅僅是同一歷史發展過程的兩個方面或部分”[7]。可見，沃勒斯坦、包括法國年鑒學派的觀點之所以會引起爭議，是因為這已經不僅僅局限于世界體系的演進更替問題，他們已經系統而內在地對西方政治經濟理論的最基礎的部分提出了質疑與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喬萬尼·阿里吉繼承了布羅代爾的觀點，更加系統地強調，每次霸權轉移都會同時出現以下現象：

第一，全面戰爭——例如伴生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三十年戰爭”，導致維也納體系的拿破侖戰爭，以及產生雅爾塔體制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從金融擴張到衰落——這里指的是，并非如傳統觀點，整個資本主義體系數百年發展進程是從工業資本主義，經商業資本主義，然后才發展到金融資本主義的。事實上，從荷蘭共和國、大英帝國、直到美國霸權的每一個霸權周期之中，都不同程度地經歷了從工業資本主義、商業資本主義、直到金融資本主義的循環起落。

1944年布雷頓森林協議，美元被選為國際儲蓄貨幣，標志著金融霸權上英國向美國讓位（圖片來源：網絡）

第三，以領土為基礎的強大國家——“傳統觀點是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或多或少是同一事物；國家權力是同這兩者對立的。布羅代爾（作者注：還應包括沃勒斯坦）則認為，資本主義從其出現到擴張完全依賴于國家權力，并構成為市場經濟的對立面”[8]。事實上，年鑒學派的“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的思想，深深影響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喬萬尼·阿里吉總結道：每次國際秩序的更替，都是以上所言“全面戰爭”、“金融從擴張到衰落”、以及“以領土為基礎的強大國家”這樣“三位一體”的產物。毋庸置疑，阿里吉對世界秩序更替的歷史總結，直指當下的全球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