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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事求是地說，歐美國家在幾個世紀的民主實踐中有著遠比非西方國家豐厚的積累，非西方國家學習與完善民主制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歐美各國具體的民主實踐并不等于都可以照搬到非西方國家。用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話來說，丹麥與英國的國家制度“并不是任何國家都可以模仿做到的。”[21]雖然，非西方國家民主的構建也的確需要一定的外部條件，但這不等于說，民主可以強行從外部輸入。無論是民主還是集權，當各不相同的內部治理的“神圣目標”被用作為地緣政治工具進行外部擴張時，其結果一定是流血沖突與殘酷戰爭。一方面，危機頻生的國際動蕩時期，普遍出現的民族主義回溯、國家與政府權力重新強化的現象，如何使之避免引發與激化國際間紛爭，這不僅是在戰略與政策層面需加以把握調控，而且需要在理論詮釋方面得到進一步妥善改進。另一方面，當代歐美體制內部的亂象，嚴重扭曲了作為人類共同價值目標的“民主”、“自由”的本質與形象。在這樣的情況下還要一如既往地強行實施“民主輸出”，也實在是相當荒唐。

日裔美籍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圖片來源：網絡）

原則上說，筆者并不同意被稱為美國超現實主義理論家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大國紛爭，必有一戰”的觀點。但是，在他看來，冷戰結束之初的美國單極稱霸時期，自由主義原則支配下的國家內部轉型尚可能得以推進，多極化發展態勢也可以容忍。但是，新興力量多極化趨勢一旦強勁崛起，本土的自主性與自由主義的“普世性”之間的緊張呈現，自由主義原則就勢必向歐美自身的國家利益與地緣政治利益讓步。某種程度上，米爾斯海默所說的自由主義若與民族主義、地緣政治相遇必定會一敗涂地的尖銳言辭，從一個側面道出了問題的關鍵。[22]

總之，世紀之交全球轉型過程中的“再轉型”趨勢，在俄烏沖突你死我活搏殺的場景下，被全面扭曲成了意識形態對抗性的敘事。對此，無疑應作出客觀理性的有力辨析。另一方面，也完全應該以此為契機，以加強和深化民主的切實并有效的實踐來進行回擊。

（三）沖突凸顯“深層結構變遷”，但國際力量對比依然互有進退，互相交織

俄烏沖突的另一個重要作用，是揭示出全球轉型中的“深層結構變遷趨勢”。總體上看，國際力量格局依然在對立中互相交織，攻守中互有進退。但諸多新現象的出現，推動著研究者們采用新的概念，或者拓展老概念的內涵，來對此加以詮釋。本文嘗試使用“半秩序”、“不選邊”、“大三角”、“轉焦點”等關鍵詞來表達經由俄烏沖突而顯露、并產生著重大影響的若干深層次結構性變化。

1. “半秩序”

俄烏危機首先揭示出的，乃是冷戰終結以來國際制度中的“半秩序”狀態。這種“半秩序”狀態，與世界戰爭和革命所帶來國際秩序變更的一個關鍵性區別，在于蘇聯解體和冷戰終結后的國際秩序變化，是在相對和平的條件下進行的。在戰爭與革命條件下，就像斯大林（Joseph Stalin）所說，坦克開到哪里，就可以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制度。但和平條件下的國際秩序轉型不一樣。

一方面，原有國際體制機制出現了大量變更甚至空白和灰色地帶。比如，最為關鍵的聯合國安理會機制還在發揮作用，但由于俄烏沖突中當事各方各執一詞，安理會的功能已被大大地削弱。包括曾經發揮協調與管理作用的國際機制，諸如歐安會功能、明斯克協議等都被一一邊緣化。

但另一方面，“半秩序”狀態不同于完全沒有國際體制機制發生作用的無政府狀態：國際體制機制構架仍然存在；大國間溝通管道并沒有被堵塞；國際危機管理有大量先例可供參考。最近的信息表明，國際社會各方尤其對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等關鍵國際組織恢復各自的核心功能抱有殷切期待。而中國進出口銀行副行長張文才擔任世界銀行常務副行長兼首席行政官的最新進展，首先證明，推進國際關系制度化構建與改革符合大多數國家的意愿。同時也表明，目前的“半秩序”狀態，實際上顯示國際組織體制的運行結構處于“半危機”狀態，不僅亟待改變，而且事在人為，也存在著推進改革的深厚潛能。

2. “不選邊”

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力量，很多是具有相當豐厚歷史傳統的文明古國，幾乎所有金磚國家和G20新興國家都曾經是歷史上雄踞一方的強者。國際大變局之下新興力量“第二次崛起”中的群體集結，[23]乃是當今國際力量結構的關鍵性特征，并與西方的相對衰落形成對照。新興國家不僅以前所未見的強勁勢頭推進經濟增長，而且表現出長期發展潛能。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從2008年俄羅斯與格魯吉亞的沖突，到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一直到2022年的俄烏大規模軍事沖突，面對這一連串長期持續的沖突，絕大多數的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采取了不結盟、不選邊的中立主義外交路線。他們不愿意追隨歐美盟國，與俄羅斯對抗；同時，也明確反對戰爭，主張以和平方式與政治途徑解決沖突。正如《經濟學人》的文章所指出的，俄烏沖突中，就整個國際社會而言，占世界人口數量三分之二以上的國家主張不選邊、不制裁。這里首先是指金磚國家、上合組織國家、絕大部分東盟國家、以及其他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其實，就金磚國家而言，不單單是這一次不選邊、不制裁。例如印度，甚至早在1956年，當時的印度譴責美英出兵蘇伊士運河，但并不譴責1956年10月蘇聯出兵匈牙利。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國際史現象。總之，新興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奉行和平中立與不結盟立場有著深長的淵源。但是，與以往相比，它們在俄烏危機中的表現尤其顯示出在政治與安全領域迅速成熟起來的巨大潛能。

3. “大三角”

從世紀之交以來的進程看，與上述變化密切關聯的是，大國間三邊關系、三角關系組合也呈現出從傳統大國均勢轉向倚重南方國家的客觀趨勢。[24]

隨著歐亞地區的沖突激化，歐洲國家曾希望借助俄、美、歐三邊互動發揮影響。比如，2008年美國拉烏克蘭、格魯吉亞加入北約，以期打壓俄羅斯。德法兩國出面阻止。稍后，俄羅斯與格魯吉亞的“五日戰爭”中，法國出面調停，旨在借美歐俄三邊互動，制約美俄對抗，以保持歐洲穩定。

而在另一方面，世紀之交以來，美國幾乎每一屆新政府上臺都始終念念不忘通過聯俄制華，在美、俄、中三角關系的構架中占取優勢。[25]但在2016年以后情況驟然發生變化。2017年，美國公開同時把中俄作為競爭對手，表明它原先所期待的美、中、俄三角互動并不能如愿以償。與此同時，俄烏沖突的升級，表明歐洲借歐、美、俄三邊互動謀取均衡的努力也告失敗。在此背景下，冷戰后一度活躍的俄、美、歐三邊關系與美、中、俄三角關系都變得相對凝滯

中美俄三角關系（圖片來源：網絡）

與此呈現反差的情景是，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成為各方爭取的重點。換言之，在參與重大沖突的對立雙方之間，南方國家已越來越成為舉足輕重的第三方。這是俄烏沖突后國際三邊關系領域的新現象。這里有兩種結構性趨勢：一種，在俄烏沖突的當事雙方處于對抗性狀態下，中國反對戰爭、尊重主權領土完整；同時，鑒于俄烏沖突事發所具有的“復雜歷史經緯”，中方主張確保相互安全，反對追求單方面的絕對安全。這一組三方構架中，中國與絕大多數新興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站在一起。

俄烏沖突中呈現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三方關系結構變化的客觀趨勢，就是從原來還曾起作用的俄美歐三邊關系，在屢經挫折后轉向一個新的三方關系構架：即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支持烏克蘭與俄羅斯對峙，而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南方”則持不選邊、不結盟、和平自主的戰略立場。這三方之間呈現出十分清晰的三足鼎立之勢。在這一總體背景下的其余三方關系，比如，中美俄、中歐俄、中美歐等多方組合也直接或間接地作用于上述關鍵三邊關系構架的變遷。

4. “轉焦點”

這里的“轉焦點”指的是，與上述大三邊關系結構變化的趨勢相吻合，當代沖突與危機焦點正在從東向西轉移，而這與經濟政治重心向東偏移的情況，呈現出正好相反的趨勢。

在近年俄烏沖突持續的同時，哈以沖突爆發，臺海局勢緊張，這成為全球三大最主要的沖突熱點。以往西方列強在歐洲保持著戰略均衡，而借在亞洲制造、推動戰爭與沖突來維持均勢。就像20世紀50—60年代，西方列強在歐洲維持均勢，但卻在亞洲發動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以在亞洲的伸展博弈來維持在歐洲的均衡。但現在的局面不一樣。這一次，人們看到的是，比如，盡管民進黨在中國臺灣地區選舉中獲勝，但不僅美方明確表示反對“臺獨”的政策不變，中國大陸在表示堅決反對“臺獨”的原則立場的同時，以盡可能克制的態度對此做出反應。這預示著兩岸之間盡管依然存在著高度敏感的態勢，但并不是完全沒有可能在今后一個階段中防范擦槍走火、乃至于更大規模的風險。這里所顯示的一個明顯反差是：與以往正好相反，亞洲地區暫時保持著和平狀態，但是，歐亞地區的俄烏沖突與中東地區哈以沖突卻沖突難止、戰火不斷。這一新格局在相當程度上揭示：一方面，舊金山元首峰會后的中美關系，有可能在一個階段中使中美兩國避免對抗性沖突。而中美關系即使是暫時的穩定，都是有利于整個亞洲的安全與發展的。另一方面，作為目前階段的輿論和人心之所向，即使其他地區戰亂不定，但是，作為當下與今后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依托，亞洲不能亂。

總之，亞洲相對地維持穩定，歐亞與中東則繼續動蕩。就區域格局對照而言，這表明沖突焦點的偏移。而從深層次上的力量對比來說，這是權重轉移的一個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