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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上述事件的內在關聯：關于兩個亞洲大國俄國和英國可能在西伯利亞和印度之間的某處發生沖突的問題，關于哥薩克和西帕依在奧克蘇斯河兩岸發生沖突的問題，自從1839年英國和俄國同時出兵中亞細亞以來，常常被人們談論著……當最近一次戰爭開始的時候，俄國有可能進攻印度的問題，又重新提出來了……在1856年英國-波斯戰爭時期，整個問題又重新引起了討論。[19]

恩格斯稱英、俄為“兩個亞洲大國”，表明革命導師對于中亞地緣政治背后的全球沖突有著異常敏銳的判斷。試問一個區域性國家又怎么會具有陸權、海權二元斗爭的全球性視野呢？

卡爾·施米特后來談到英國的海權戰略時，特別提到了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這位保守黨黨魁早在1847年的小說《唐克雷德》（Tancred）中就建議，“女王應該集中一支強大的艦隊，并與她的全部王室成員和上流精英一起出發，把帝國的所在地從倫敦遷往德里。那里，她將發現一個龐大的帝國等待著她，擁有第一流的軍隊和充足的儲備。”對此，施米特評價道：

他預感到，英國這個島嶼不再是歐洲的一部分。它的命運不一定非得與歐洲聯系在一起。它可以就此啟程，改變其作為一個海洋性世界帝國的首都的位置。這艘船可以在這里起錨并在另一個地方拋錨。這條巨大的鯨魚，利維坦，可以又動起來，找尋其他的海洋了。[20]

處于歐洲西側邊緣的英國“不一定非得與歐洲聯系在一起”，處于歐洲東側邊緣的俄國又何嘗不在歐洲道路受阻的情況下，轉向在亞洲尋找出路呢？此誠如麥金德所言：“海洋上的機動性，是大陸心臟地帶的馬和駱駝的機動性的天然敵手。”[21]兩種機動性把歐亞大陸連成一體。

值得強調，后有“撒謊大王”美名的俄國外交官尼古拉·巴甫洛維奇伊格納季耶夫奉命出使浩罕、布哈拉兩個中亞汗國，并于1858年10月11日完成簽約任務，取得了在阿姆河上的航行權。伊格納季耶夫甫一完成中亞之行，就迅速奔赴中國“調停”第二次鴉片戰爭。他成功誘騙清政府簽訂中俄《璦琿條約》和《北京條約》，不僅刮走了一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也使俄國獲得了在喀什噶爾的貿易特權。用恩格斯的話說，“俄國由于自己在塞瓦斯托波爾城外遭到軍事失敗而要對法國和英國進行的報復，現在剛剛實現”。[22]

海權論之父馬漢便總結道，俄國的擴張是從兩翼而不是從中間進行的，它會從其領土的西部和東部各選取一個中心點，向南作扇形推進。[23]俄國人在歐亞大陸兩翼的行動是殖民擴張，英國人在相同地方回推，豈不同樣是殖民擴張？

另一個時間段是19世紀70年代。1871年1月18日，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在法國凡爾賽宮加冕為德意志帝國皇帝；5月28日，巴黎公社失敗，“東方問題”再次浮出水面。

面對歐洲大陸局勢的變化和俄國人在亞洲的蠢蠢欲動，英國自由黨政府做了些什么呢？

英國前首相、保守黨人德比勛爵（Lord Derby）無情地指出：“格萊斯頓真的相信科布登的理論，即當人們變得文明時，戰爭就會越來越少。但是在普法戰爭中，自由派感到震撼和困惑。”[24]

我們萬勿對引文中的“自由派”等閑視之。據英國歷史學家布倫丹·西姆斯（Brendan Simms）透露，所謂的自由派最初誕生于“防止天主教國家在整個基督教世界建立統一的君主政體”，“這里其實是指神圣羅馬帝國皇帝治下的德意志諸侯的獨立自由”。[25]往后，這種自由主義出現在凡爾賽體系對于戰敗德國的處置中，也出現在美國政府對于二戰后中國事務的處理中。

在亞洲，自由黨政府一貫奉行“精明無為”（masterly inactivity）的政策，甚至幻想由俄國代替野蠻人控制中亞會對英屬印度的進出口貿易大有好處。[26]此舉引發了皇家地理學會的強烈不滿。羅靈遜爵士（Sir Henry Rawlinson）一再提醒眾議院，俄國人有通過中亞進軍印度的完整計劃，再不采取行動，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將要受到挑戰。

正是在中歐問題、“東方問題”和中亞問題的多重壓力下，1874年年初，保守黨政府贏得大選，那位曾經主張遷都印度德里的迪斯累利再次出任英國首相，隨即在“東方”和中亞全面遏制俄國擴張，并扶持占據中國南疆的阿古柏偽政權。1877年4月，第十次俄土戰爭爆發；1878年11月，第二次英國-阿富汗戰爭爆發。

此時，蘇伊士運河已經通航，英軍從樸茨茅斯港出發不用一個月就可以到達印度；圣彼得堡到奧倫堡的鐵路也已經通車，俄軍可以用更短的時間到達中亞。鐵甲輪船和鐵路列車的機動性，代替了帆船和駱駝馬匹的機動性，英、俄兩國的斗爭更加成為世界島的斗爭。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

埃及、巴爾干半島、小亞細亞、波斯、中亞，這些英、俄歐亞世界性帝國交鋒的廣泛地帶一頭連著歐洲的中心——神圣羅馬帝國，另一頭連著南亞的中心——印度與東亞的中心——中國。把它們連成一片，正好就是麥金德所說的“內新月形地帶”。

民主的外學與內學：麥金德的均勢戰略

1887年1月31日，麥金德在皇家地理學會上宣讀了論文《地理學的范圍和方法》。1884年，沙俄吞并了中亞戰略要地謀夫（Merv，今屬土庫曼斯坦的馬雷省）。從謀夫到赫拉特的阿富汗西北大門洞開，情形誠如英國地理學家馬爾文（Charles Marvin）所言，如果俄國人進占謀夫，“我們將不得不接受俄國給兩個帝國劃定的邊界，而把威脅印度最好的地點讓給俄國”。[27]一方面，皇家地理學會反應強烈；另一方面，自由黨政府卻無所作為。麥金德在這個背景下宣讀論文，不可能不想到這些。

Henry Rawlinson《 England and Russia in the East》

在文章的結尾處，麥金德指出，他的研究“都是從科學的統一性這一假設來說的”。如果放棄了這種統一性，科學研究還會剩下什么？

選擇的辦法是把科學與實用分開。接受這種辦法的后果將是兩者都遭到毀滅。實用的知識將被教師拒絕，而且在后半生中也難以領會；科學的知識將為大多數人所忽略，因為它缺乏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利用的因素。老于世故的人、學者、科學家和歷史學家將會失去他們的共同講臺，世界將會變得淺薄。[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