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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自然地理學”正是近代地理學的先驅。[75]文明人對野蠻人的地理大發現就是康德理性進步的歷史現實。誠如韓國學者金容九所說，“至于無主地的概念，其前提就是由于土著人是野蠻人，因此并不具備保有財產權的法律能力”。[76]殖民主義者對野蠻人的態度不就是康德對羊的態度？這里不僅包括海權國家對于印第安人，也包括俄國人對于中亞人的態度：自18世紀后期以來，俄國采取了種種辦法來達到這一目的……個別哈薩克首領一旦宣誓臣服于俄，俄國即宣稱其土地與人民皆屬于俄，而對其征稅和征取烏拉差役，敲詐勒索，日甚一日。[77]

另外，霍渥斯（H. H. Howorth）曾指出：“俄國在侵略中亞的過程中，還有一個攫取領土的手段，就是先讓那里的民族臣服于俄國，讓這些臣服了的民族去搶占領土……考夫曼還向希瓦汗國提出：沙皇的臣民到了哪里，俄國即在那里進行統治。于是，俄屬哈薩克人所到之處，如新河、阿克察庫耳、布坎山以及從克孜勒·庫姆到新河伊爾基拜的所有道路，都被認為是屬于俄國的了……”[78]

俄國人的擴張方式符合歐洲內部的主權國家原則嗎？看來地理大發現不只是大航海的事情，也與俄國東擴息息相關。施米特所說的肆意掠奪和占有“自由真空領域”的現象不僅僅出現在美洲、非洲，同樣也出現在歐亞大陸的腹地，陸權國家與海權國家未必沒有相似的形而上學品格。

《History of the Mongols：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enry Hoyle Howorth

郭嵩燾曾說過：“近年英、法、美、德諸大國角力稱雄，創為萬國公法，以信義相先，尤重邦交之誼。致情盡禮，質有其文，視春秋列國殆遠勝之。”[79]上古三代與西方近代文明的簡單類比，竟讓彼時一干洋務派產生了這樣的錯覺，以為西洋諸國不過“癬疥之患，猶可以信義籠絡之”。殊不察“國際法意味著歐洲‘大國’乃至‘基督教世界’的法律，實際上就是保護上述世界的貿易、旅行乃至傳教自由的一種法律秩序”。80只不過到了19世紀，上述“基督教世界”與“非基督教世界”的區分變成“文明”與“野蠻”的區分。

恐怕正是由于對西方近代占有權觀念的糊涂，李鴻章、郭嵩燾們竟在阿古柏偽政權行將覆亡之際，仍聽信英國人的哄騙，一再上奏朝廷要求放棄南疆。[81]不知出使英倫的郭氏是否了解，那個被英國媒體譏笑為“哈甫色維來意斯里得”（half-civilized）的波斯，長期以來遭到英、俄兩國的輪流出賣，幾無信義可言。

在西姆斯筆下，歐洲近現代史就是一部歐洲邊緣國家圍繞歐洲中心控制權的爾虞我詐的斗爭史。我們不難發現，神圣羅馬這個歐洲中心，連同巴爾干、尼羅河下游、小亞細亞、兩河流域、波斯、印度、中國這一系列人類古老文明的發祥地，竟然變成了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到底誰才是中心，誰才是邊緣？

麥金德在《歷史的地理樞紐》中描繪了古代草原游牧文明和內陸農耕文明的斗爭史，就顛倒了二者之間的主從關系。他區別中心與邊緣的標準不再是自然秩序和文化的向心力，毋寧是權力主體的能動性。這是一次馬基雅維利式的顛倒。

時至今日，借著“一帶一路”的東風，麥金德、馬漢等人在中國學界受到了空前的禮遇。然而，中國倘要建立自己的地緣政治學理論，就不能停留在對外政策的高度。她需要在文明史的視角上把業已顛倒的中心-邊緣關系再倒轉回來。惟其如此，才能說我們真正超越了陸權-海權的二元論。

1 ［德］阿爾夫雷德·赫特納：《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王蘭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188頁。

2［德］阿爾夫雷德·赫特納：《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第188頁。

3 Richard Hartshorne，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Lancaster， Pa.：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 1939， p. 404.

4 Richard Hartshorne，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p. 403。中譯本參見［美］理查德·哈特向：《地理學的性質——當前地理學思想述評》，葉光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505、503頁。

5［美］普雷斯頓·詹姆斯、杰弗雷·馬丁：《地理學思想史》，李旭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213頁。

6［古希臘］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徐松巖、黃賢全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7 參見［英］羅杰·克勞利：《1453：君士坦丁堡之戰》，陸大鵬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323—344頁。

8［英］布倫丹·西姆斯：《歐洲：1453年以來的爭霸之途》，孟維瞻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4頁。

9 亨利八世的前妻凱瑟琳系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員。早在13年前，即1519年，亨利八世就參與神圣羅馬帝國皇帝的角逐，并敗給了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

10［俄］瓦列里·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于寶林、楊冰皓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頁。

11［英］布倫丹·西姆斯：《歐洲：1453年以來的爭霸之途》，第32頁。

12趙爾巽等：《清史稿》第38冊，《列傳第一百五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1456頁。

13趙爾巽等：《清史稿》第38冊，《列傳第一百五十五》，第11477頁。

14參見［英］哈爾福德·麥金德：《民主的理想與現實：重建的政治學之研究》，譯后記，王鼎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4頁。

15參見張艷璐：《1917年前俄國地理學會的中國邊疆史地考察與研究》，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第15頁。遺憾的是，目前尚未見到我國學者對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專題研究。

16馬克思、恩格斯：《不列顛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馬志尼在倫敦。——土耳其》，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頁。

17Labanov Rostovsky：Russia and Asia，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3， p. 147，轉引自許建英：《近代英國和中國新疆（1840—1911）》，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91頁。

18王治來：《中亞通史·近代卷》，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頁。

19恩格斯：《俄國在中亞細亞的進展》，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36—637頁。

20［德］卡爾·施米特：《陸地與海洋——古今之“法”變》，林國基、周敏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頁。

21［英］哈爾福德·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林爾蔚、陳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57頁。

22恩格斯：《俄國在遠東的成功》，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頁。

23參見李義虎：《地緣政治學：二分論及其超越——兼論地緣整合中的中國選擇》，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頁。

24［英］布倫丹·西姆斯：《歐洲：1453年以來的爭霸之途》，第224頁。

25［英］布倫丹·西姆斯：《歐洲：1453年以來的爭霸之途》，第7、9頁。

26參見Henry Rawlinson：England and Russia in the East， London：John Murray， 1875， pp. 146-147。

27Charles Marvin：The Russians at the Gates of Heart，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85， p. 49.

28［英］哈爾福德·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第43頁。

29［英］哈爾福德·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引言，第2頁。

30［英］哈爾福德·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第60頁。

31“波希墨特”和“利維坦”的典故分別出自《舊約·約伯記》第40、41章。上帝創造了一個形同河馬的龐然大物稱霸陸地，又創造出一個類似鱷魚的巨大怪獸統治海洋。霍布斯曾經用這兩個怪獸作為書名，分別論述內戰狀態和統治狀態。然而，施米特用二者隱喻陸權國家和海權國家。本文在施米特的意義上使用這對術語。參見［德］卡爾·施米特：《陸地與海洋——古今之法變》，第7頁。

32［英］布倫丹·西姆斯：《歐洲：1453年以來的爭霸之途》，第250—251頁。

33［美］艾爾弗雷德·賽耶·馬漢：《亞洲問題》，載［美］艾爾弗雷德·賽耶·馬漢：《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年）：附亞洲問題》，附錄，李少彥等譯，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年版，第515頁。

34［英］麥金德：《1919年1月25日發生在法國外交部的事件的札記》，載［英］麥金德：《民主的理想與現實》，附錄，武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80頁。另見［英］哈福德·麥金德：《民主的理想與現實：重建的政治學之研究》，王鼎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4頁。

35麥金德：《環形世界與贏得和平》，［英］哈福德·麥金德：《民主的理想與現實：重建的政治學之研究》附錄二，王鼎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5—176頁。

36［美］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學》，序言，劉愈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5—6頁。

37［美］索爾·科恩：《地緣政治學：國際關系的地理學》，嚴春松譯，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頁。

38參見劉小楓：《麥金德政治地理學中的兩種世界文明史觀》，載《思想戰線》2016年第5期。

39另一個與之有關的例子是邊沁（Jeremy Bentham）的學生包令（Bowring John），此人充當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急先鋒。

40［美］艾倫·沃爾夫：《合法性的限度——當代資本主義的政治矛盾》，沈漢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267頁。卡爾·施米特對于這種兩重性另有深刻的判斷，二者分別基于自由主義、多元主義的議會制與強調公意（general will）同一性的民主制。馬克斯·韋伯設計《魏瑪憲法》的初衷在于協調這二重性，但魏瑪共和國的危機恰恰在于沒能處理好二者的矛盾。參見［德］卡爾·施米特：《當今議會制的思想狀況》，載［德］卡爾·施米特：《政治浪漫派》，馮克利、劉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220頁。

41［德］卡爾·施米特：《大地的法：歐洲公法的國際法中的大地法》，前言，劉毅、張陳果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42［俄］瓦列里·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第25頁。

43［俄］瓦列里·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第144頁。

44［德］卡爾·施米特：《游擊隊理論——“政治的概念”附識》，朱雁冰譯，載［德］卡爾·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劉宗坤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6頁。

45［德］卡爾·施米特：《游擊隊理論——“政治的概念”附識》，朱雁冰譯，載［德］卡爾·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第308頁。

46參見［美］艾爾弗雷德·賽耶·馬漢：《亞洲問題》，載［美］艾爾弗雷德·賽耶·馬漢：《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年）：附亞洲問題》，附錄，第515頁。

47［英］哈爾福德·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第63頁。

48［德］卡爾·施米特：《大地的法：歐洲公法的國際法中的大地法》，第37頁。

49［德］卡爾·施米特：《陸地與海洋——古今之“法”變》，第43頁。

50［德］卡爾·施米特：《陸地與海洋——古今之“法”變》，第43—44頁。

51［德］卡爾·施米特：《大地的法：歐洲公法的國際法中的大地法》，第62—63頁。

52［德］卡爾·施米特：《大地的法：歐洲公法的國際法中的大地法》，第69頁。

53［英］布倫丹·西姆斯：《歐洲：1453年以來的爭霸之途》，第32頁。

54［德］卡爾·施米特：《陸地與海洋——古今之“法”變》，第7頁。

55［德］卡爾·施米特：《陸地與海洋——古今之“法”變》，第26頁。

56［德］施米特：《霍布斯國家學說中的利維坦》，應星、朱雁冰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74—75頁。

57參見［意］吉奧喬·阿甘本：《無目的的手段：政治學筆記》，趙文譯，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39—145版。

58［德］卡爾·施米特、什克爾：《與施米特談游擊隊理論》，盧白羽譯，載劉小楓（選編）：《施米特與政治的現代性》，魏朝勇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頁。

59［俄］瓦列里·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第57頁。

60參見［美］埃里克·沃格林：《沒有約束的現代性》，張新樟、劉景聯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61［俄］瓦列里·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第57頁。

62［俄］瓦列里·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第64頁。

63相關論述，參見劉小楓：《約阿希姆的“屬靈理智”與“歷史終結”論》，載《海南大學學報》2016年第1期。

64［俄］瓦列里·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第66頁。

65歌詞翻譯，引自百度百科“如果戰爭在明天”詞條。

66例如戈爾巴喬夫時期的宣傳部長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的著名理論：只有走進極權主義政黨的內部才能打敗它。我國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精英也一度流行過“堡壘從內部攻破”的信條。

67參見Karl Haushofer， “Why Geopolitik？” in Tuathail， Simon Dalby， and Paul Routledge （eds.）， The Geopolitics Reader， Gearóid？London and New York：the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3， pp. 33-35。豪斯霍費爾發表此文時，納粹德國已經進攻蘇聯，他的聯盟設想不復存在，但其理論基礎并沒有發生變化。

68［俄］瓦列里·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第164—165頁。

69郭嵩燾（著），鐘叔河、楊堅（整理）：《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長沙：岳麓書社1984年版，第491頁。

70唐曉峰：《地理大發現、文明論、國家疆域》，載劉禾（主編）：《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第20頁。

71［英］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黎廷弼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09頁。

72［英］洛克：《政府論（下篇）——論政府的真正起源、范圍和目的》，葉啟芳、瞿菊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19頁。

73例如某些西方學者不清楚古人眼里的自然與技藝的關系遠不同于今人，卻斷定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存在巨大的邏輯矛盾，以為霍布斯完勝亞里士多德。參見David Keyt， “Three Fundamental Theorems in Aristotle’ s Politics”， Phronesis， Vol. 32， No. 1（1987）。

74［德］康德：《人類歷史起源臆測》，載［德］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68頁。

75參見Richard Hartshorne，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pp. 38-39。

76［韓］金容九：《世界觀沖突的國際政治學——東洋之禮與西洋公法》，權赫秀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頁。

77王治來：《中亞通史·近代卷》，第223頁。

78霍渥斯：《蒙古史》（History of the Mongols：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第3冊，第950頁，轉引自王治來：《中亞通史·近代卷》，第306頁。考夫曼，時任俄國突厥斯坦總督，在中亞素有“半個沙皇”之稱，清代史料有譯作“高甫滿”。

79郭嵩燾（著），鐘叔河、楊堅（整理）：《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第91頁。

80［韓］金容九：《世界觀沖突的國際政治學——東洋之禮與西洋公法》，第18頁。

81參見許建英：《近代英國和中國新疆（1840—1911）》，第142—1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