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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在沒有這個問題，只有晚清曾一度有過類似的問題，當時孫中山和章太炎要推翻滿清，因此不承認滿清是中國歷史一部分。章太炎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認為中國在1644年就已經亡國了，他不承認滿清是中國人，這是非常符合西方邏輯西方版本的。但這只是章太炎老先生一時糊涂，把兩百多年的歷史劃了出去，后來滿清推翻以后，他和孫中山都馬上收回原來的論斷，談“五族共和”了。后來章太炎曾有一句很有名的話，說當時也沒有想別的，只想著推翻滿清，沒想過推翻了以后怎么辦的問題。

黑格爾說中國是一切例外的例外，邏輯到了中國就行不通了。這個事情比較麻煩，西方人因此心里會有很多疙瘩，他老想解釋你，要解釋得你符合他的邏輯。而他們可以這么做的本錢之一就是中國很多人也跟著他解釋，西方人這么說，中國人也跟著這么說，西方解釋不通中國的時候，中國人很多幫著他解釋。

但嚴格說來，中國自成一個世界。我想提出一些問題跟大家討論，中國的許多事不但是西方難以理解的，而且實際上有些也是我們自己都很難理解的。比方說我一開始講到，中國25年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功，并不那么容易解釋。

很多人在強調改革成功的時候，總是隱含著一個對毛澤東時代的一種全面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毛時代才能夠解釋中國的改革成功，這實際是很膚淺的。另一方面，近年來的很多爭論，有些人又常常用毛澤東時代來否定改革，也是不正確的，我覺得是大可不必的。

不管中國今天有多少的問題，但是25年來改革的成就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實質性的提高，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大幅度上升，這都不是假的，而是晚清以來，中國歷代人夢寐以求的。對于擁護毛主席的人來說，應該認識到，毛主席如果看到改革的成就，即使毛主席也不會否定改革的。

我現在就回到我前面提出的問題，也是很多西方學者在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一再提出來的問題，即按照常理，中國改革應該是難以成功的。蘇聯、東歐工業化的程度，教育的程度要比中國高得多，他們都不成功，為什么中國會成功？

有個美國學者叫謝淑麗（Susan Shirk），她后來曾任克林頓第二屆政府的遠東助理國務卿，亦即美國政府的亞洲事務最高官員。但在她當官以前，曾出版一本專著，是我特別愿意向大家推薦的，這書是根據她從1980年到1990年每年到中國實地考察的結果寫的，她了解的中國比我們知道的多得多，是1993年出版的，叫做《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邏輯》（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這個書名本身就很有意思，因為她實際覺得，中國經濟改革的這個“邏輯”是很不符合西方的邏輯的，而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則非常符合西方的邏輯，問題是，為什么符合西方邏輯的蘇聯改革反而不成功，而不符合西方邏輯的中國改革卻空前成功？

這就是她實際提出的問題。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看，戈爾巴喬夫給他自己設定的目標，自然不是要把蘇聯瓦解，他希望蘇聯像中國一樣經濟改革成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他所做的一切，和鄧小平的目標是一樣的，但是鄧小平成功了，戈爾巴喬夫卻搞垮了。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中國的教育水準、經理的水準、工業化的程度、現代化的程度，和蘇聯怎么能夠相比，怎么會中國是成功了？

她的書為什么值得推薦呢？因為她寫這個書最早的出發點，也是象其他西方學者那樣，認定中國改革是一定不行的。但在帶著這個基本問題詳細考察中國以后，她在美國學者當中是比較早認為，中國經濟有可能走出來，有可能成功的，這確實不同尋常。

而她研究得出的看法其實隱含著一個結論，就是中國改革和蘇聯改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中國的改革事實上是在毛澤東奠定的“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的軌道上進行的，而且這是蘇聯無法仿效的，因為蘇聯沒有毛澤東。最根本的一點在于，由于毛澤東的的“大躍進” 和他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國的中央計劃經濟從來沒有真正建立過，毛澤東不斷的破壞中國建立中央計劃經濟的工作，使得中國實際在改革前就從來不是一個蘇聯意義上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

這個美國學者實際認為，如果沒有毛澤東的話，中國的經濟改革一定會成為象蘇聯東歐那樣的失敗過程，亦即如果中國像蘇聯那樣建立了完整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話，那么就沒有理由想象中國的改革會與蘇聯東歐有任何不同，想象不出來。

毛澤東不斷破壞中國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是中國人自己都知道的，但一般人卻沒有從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的連續性這個高度來看問題。當然毛時代與鄧時代有根本不同的地方，這就是把階級斗爭轉到經濟建設上來。但是僅僅這個轉移并不足以保證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因為蘇聯東歐很早就放棄階級斗爭，很早就把一切轉到經濟建設上來了，可是他們卻不成功。

為什么中國要轉就成功了，蘇聯東歐反而不成功？根本問題就在于中國有毛澤東，毛澤東決定性地破壞了中國建國后想建立中央計劃經濟的努力。因此雖然他的大躍進等造成了破壞，但可以借用熊彼特的說法，毛澤東時代實際上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

毛的大躍進和文革確實對當時的中國造成了破壞，但這種破壞同時是“創造性破壞”，就是破壞了蘇聯式中央計劃經濟，創造了中國經濟體制不是中央高度集權，而是高度“地方分權“的經濟結構。謝淑麗（Susan Shirk）認為這個“地方分權化”就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邏輯”，而她強調這個政治邏輯不是鄧小平時代才形成，而是由毛澤東奠定的，鄧小平是繼承毛澤東的這一政治邏輯，鄧小平的整個改革是在毛澤東所奠定的這個政治邏輯和政治基礎上才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