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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只要不是太笨，通常都可以從空氣中嗅出危險，即看出自己是不是身處“后位”或潛在的“后位”。

這里的“后位”并不限指一二，也可能略超此數。

民眾主導時的“前位淘汰”

民眾鬧起來時便完全是另外一套法則。

他們的運動方式是自下而上，雖然也會掃蕩一下黑色群體，算是祭旗壯威，正名出師，彰顯造反派的“政治正確”，不沾包，講安全，但那常常是一些戰術假動作，真正的目標一定鎖定了當權派，即權力結構中的“前位”及潛在的“前位”。在這時，當官的是否廉潔不重要，是否能干也不重要，是否勤跑基層與和藹親民也不重要，是否愛喝酒、會書法、有戰功、懂俄語更不重要……雞蛋里挑骨頭，任何人的缺點集中起來都很像“官僚主義”和“走資派”。與其說他們因個人品質而中槍，不如說民眾手里有了槍，他們就必須是靶；民眾手里有了錘子，他們就必須是釘子——他們被一種結構效應推到了可悲位置，當官就是原罪，在位掌權就是民眾天敵。集體主義發展方案下所壓制的某些個人利欲，也總是宣泄成對眼前幾張官員面孔的憤憤不滿，構成了“官民矛盾”的一部分。我的一位老街坊，家里還喂著豬，小孩上學還穿開襠褲，窮得幾乎家徒四壁，只因受命主管一個國營理發店，也嚇得神色不寧東藏西躲。“我是走資派么……”他路遇我時的一句苦澀解釋，曾讓我大吃一驚，也啼笑皆非。

由此看出，身處哪一個行政級別并不重要。“寧為雞頭不為鳳尾”俗語此時應顛倒過來看。只要是“頭”，不論其利益關聯圈是一個理發店，還是一個國家大部委，都不能不承受民妒、民怨、民亂的高壓聚集，不可能輕松過關。每一篇檢討書會被認為是“不老實的”“不深刻的”“花言巧語的”，當事人寫一千遍也白搭，自抽耳光也抽不來多少同情。如果此時有相對安全的官員，那一定是各種大“尾”小“尾”，其官階哪怕很高，只要不處在主官位置，便自有他人遮風擋雨。他們只需暗暗注意動靜，最怕的是排在前位的一個個倒下，自己這塊肉輪上砧板。

這種情景看上去很像權力領域里的“吃大戶”，有一個就近取材、急事先辦的套路，一個先大后小、先高后低、先肥后瘦的流程。由此不難理解，1966至1967年間，特別是在城市里，幾乎每一個工廠、學校、機關、商店、醫院、劇團、幼兒園的一把手都沒好日子過，一律灰頭土臉。市級造反組織必然劍指市領導，省級造反組織必然劍指省領導……這一鐵律幾無例外，故全國性造反組織的危險不難想象，只能被中央一再下令禁止死堵嚴防。頃刻之間，全國29個省級黨委的第一書記中有23個被打倒，中央和國家機構中60%-70%的“前位”面孔在公眾視野中消失⁸。留下來的，多是因中南海直接干預才幸免于難，如湖南的華國鋒——后來被毛澤東指定為接班人。不過，“炮轟”“火燒”“油炸”華國鋒的大字報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仍然多見，可見民眾不是沒有淘汰意愿，只是淘汰一時受阻，暫咽下一口悶氣。

毛澤東、中央文革、軍隊等也算是“官方”吧？他們所號召、支持、指導、聯絡的民眾是否涉嫌一種假“民眾”？其造反是否更像兩個官方系統之間的代理人沖突，甚至是某些洋左派揣度中“以黨反黨”不斷革命的一大發明？不過，考慮到各地民眾群體屢屢偏離、脫離、背離毛澤東的“官方”及其“戰略部署”，鬧出了不計其數的緊張和周折，民眾的真實面目和自主要求卻也不難辨認。

嚴重“背離”之一：他們根本不以“革命路線”和“反動路線”的標準來選擇攻擊目標——這肯定大出毛澤東意料之外。由此造成幾乎所有黨政主官對“文革”總體性的不滿，也肯定讓毛澤東十分棘手。他后來承認“打倒一切”和“全面內戰”是兩大失誤⁹，卻從未說及原因，也從未往深處想。

真實的原因是，他的革命議程與民眾的權力要求一開始就出現了錯位，不過是兩條線有部分交集。這一點可能多年后才能被人們看明白。

知識分子面臨的雙向淘汰

知識分子最慘，通常是兩頭招風，兩頭受擠兌。特別是他們的中高層，大多學歷高，知識多，名聲大，范兒酷，其薪資定級和闊綽程度可能高過長官，在民眾眼里算得上“前位”或潛在的“前位”。但他們的履歷和家庭背景又多不好看，比如老爹曾為地主，自己在歐美留過學，參加過三青團或國民黨什么的，還個性強，心氣傲，腦子活，藏也藏不住，裝也裝不像，在很多官員眼里怎么看也是“后位”或潛在的“后位”，最像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臥底。

因此，無論官方發力，還是民眾發力，他們差不多都是在劫難逃。外婆不疼，舅舅不愛，官員不親，民眾不近，他們是官員、民眾、知識精英這三角關系中最脆弱的一極，總是烤雙面焦。

據說只有名醫在“文革”中受沖擊最少，原因也許是大家都得惜命，不敢拿自己的冠心病或直腸癌去賭政治。但對于很多教授、作家、主編、明星藝人而言，雙向淘汰則無異于全線撲殺，幾乎是一回事。只要高音喇叭里的聲調開始雄壯和激昂，他們必定心驚肉跳，朝不保夕，包括不少千辛萬苦回到祖國的報國之士，一不小心便被淘汰到“牛棚”這種土監房，不免心中五味雜陳，衷腸誰與訴。與他們一同落難的有“走資派”，也有“造反派”，但那些人或有解脫之日，身負雙重原罪的精英們卻如永久難民、運動釘子戶、到處通用的拳擊沙袋，對世事變幻幾無期待。作家葉蔚林曾向我描述過絕望。有意思的是，他的故事之一，是下放農村勞動后仍被大家揩油，今天張三借錢，明天李四借錢，把他當成提款機，提了多是有去無回。他怕得罪官員也怕惹惱農民，從不敢去索要——不過這種憶苦也可讀解成炫富，甚至有美化社會主義之嫌。想一想，誰讓他成了提款機？誰讓他的收入高到官員不服和民眾嫉恨的程度？有關事實是，除了丟掉公職的，大部分知識分子的高薪在“文革”期間受到政策保護。不過，也許正是這一條為他們招來了更多陰暗心理的壓力，升高了人際關系的敏感度。一旦撞上來自上方或下方搜索目標的眼光，不會是好事，更像是壞事。

鄧拓、老舍、嚴鳳英、楊朔、儲安平、傅雷、翦伯贊、上官云珠、范長江……是這個群體中的最不幸者，可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每一名字都飽含淚痕與血漬。其他人即便能一直享受高薪和干籍，對“文革”也多有切膚之痛。一般來說，“文革”前他們那些優待房是再也回不去了，就算發還給他們，他們也不敢住了。“文革”中他們那些被抄走的存款、字畫、古董，即便在“落實政策”時予以退還，他們也余悸難消，多用于交黨費或捐災區了。他們后來覺得“全盤否定”論最合心意，其理由很簡單：既然十年中的各種老面孔和新面孔，對于他們來說都不是好面孔，那么分出不同階段有何意義？分出這一群和那一伙又有何意義？官也好，民也好，大多沒什么教養，張嘴就可能有錯別字，出手就可能動粗見血，不懂微積分也不知商籟體，辦起案來更不知隱私權和辯護權為何物。18世紀的愛爾蘭學者伯克（Edmund Burke）對法國大革命的厭惡，在他們聽來一定很對心思：“一名理發師，或一名蠟燭制造者，其職業不可能成為任何人眼中的榮譽，更遑論其它一堆更為次等的職業了。這些人不應受到國家的迫害，但如果這些人被允許進行統治——無論是個人的還是集體的，國家反而會受到了這些人的迫害。”¹⁰不是么，那些個老土疙瘩，一些掌了權和沒掌權的理發師，竭誠奉獻才學超群的一個教授怎么能忍受這些人的唾沫星子？

有些人后來說什么“人民的文革”（楊小凱、鄭義、朱學勤等），所謂底層的自由狂歡，與他們的記憶根本無法接軌，在他們看來很像小屌絲們的胡謅。也許就是出于這一層隔膜，《干校六記》的作者楊絳文筆清雅，才學豐饒，廣受學界敬重，但她在書中斥幾位下鄉知青為“狼崽子”，對他們的饑寒之狀幸災樂禍¹¹，曾讓很多年輕人吃驚——他們也是受難者，至少比作者受難更多，比如不像她那樣一直保留高薪。他們不明白，同是受難者的感受為何并不能相互對齊。

人們的思想都依托感覺根系，不是語詞的隨意漫游。中國很多知識精英日后對紅色革命的總體性抵觸，不無情緒的右傾化，應當說事出有因。2011年，即便在西方經濟遭遇重挫之時，據全球知名民調公司Globe Scan的數據，中國人對資本主義的支持率仍高達67%，幾乎是全球最熱切的向往，連續五年超過美國，更超過英國的55%，法國的31%，土耳其的27%¹²，成為對西方世界最大的一個獎牌。撇開市場經濟發展順利的原因不說，活躍在這一數據幕后的，當然還有中國諸多媒體、院校、學術機構，有知識分子引領的所謂民間清議，以及某種歷史記憶的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