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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歷史慣性影響，國人眼中的“階級”多與物質占有相關。隨著金融化、信息化、全球化到來，階級圖譜出現異動，新的社會分層也在極速拓寬，貧富分化加劇、階級邊界日漸模糊，對以階級政治為主業的左翼構成挑戰。本文從與“階級”相關、日益凸顯的“財富”現狀入手，對當下“脫實向虛”的經濟與資本的共謀關系，智能產品市場化以及形成排他性壁壘的身份政治、“租賃”消費進行揭露和批判，指出眼下的“階級”已構成某種流動的定位、多面的形體。

有一段時間，“階級”一詞讓人心驚肉跳。那時貧富兩端其實相距不遠，常常只隔一輛自行車或一塊手表，但睡個懶覺，發句牢騷，揩公家油水，穿奇裝異服??倒可能惹下大事，被指為兇險的階級敵情，得動員革命人民憤怒批斗。“文革”么，那種盯住思想的做法，在腦電波和眼神里查階級、劃敵我，隨意性太大，屬于“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政治過敏和道德潔癖，顯然只會攪亂社會。

文革時期批斗“階級敵人”（圖/鳳凰網歷史）

那以后，就大多數國人的理解而言，“階級”一詞大體上重返經濟學義涵，再次聚焦于物質。唯物主義者本來就是這風格。此前的1950年是這樣：《政務院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規定，“占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的勞動（指一年內勞動不滿四個月——引者注），而靠剝削為生的，叫做地主。”如此等等。此后的1988年也差不多：《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規定，“私營企業是指企業資產屬于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營利性經濟組織。”如此等等。

這里的“土地”、“資產”、“雇工”等，是劃分階級的主要依據，都是物態的，有形有貌的，可以算出來的。“四個月”、“八人”等等，是有關法規中定義剝削的臨界值。

亞當·斯密、李嘉圖、梯葉里、基佐等西方前輩學者都說過這事，覺得這種量化與直觀的方法容易聽懂，容易上手。馬克思更進一步，面對低版本工業化的歐洲，面對幾如“鄉鎮企業”景觀的作坊、包工頭、大煙囪、蒸汽機、襤褸勞工、黑屋私刑，更是把階級問題上升到唯此唯大的高度，一再強調財富的產生方式和占有關系構成了階級最本質的特征，即社會科學第一大要務。在《共產黨宣言》中，他把現實社會分為兩大階級，資產階級（Bourgeois）和無產階級（Proletarians），并說“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

馬克思主義者此后都沒法繞過這一經典性、核心性論斷——無論他們在各自處境中有多少理由需要繞過，需要遺忘和含糊：拿花式學術去取悅潮流，用四面討好去競選吸票，話都不宜說得太刺耳。仇富仇官的喧囂民粹也讓人心疑。但他們不得不承認，至少是私下承認，不管在什么時候，老馬的影子就是揮之不去。哪怕只是碰上經濟小地震，這一幽靈便及時復活，呼嘯天下，王者歸來，燃爆民眾情緒的沖天大火。即便早已被輿論機器踩過千百遍，踩出了大饑荒和勞改營的血腥味，事情怪就怪在，那個名字仍如民間的神秘咒語，一再在民眾那里脫口而出，甚至在全球思想家評選活動中令人意外地名列榜首（如1999年9月英國廣播公司發起的全球網上票選）。

這原因其實無他： 貧富分化的壓力有增無減。太多數據顯示，自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至今，三百年來全球范圍內的貧富差距非但沒有縮小，反而在擴大，至2015年全球1%人口所擁有的財富量已赫然超過其余所有人的財富總和，[1] 構成了“占領華爾街”、“歐洲黑夜站立”、全球恐怖主義襲擊一系列事態的深刻背景。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上也指出：“現在世界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7左右，超過了公認的0.6危險線，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

大概沒有人公開質疑這些說法。問題是，隨著工業化升級版的金融化、信息化、全球化到來，階級圖譜確實出現了很多異動，新的觀察切面密集綻開，形如線路板和二維碼，要看清要說清并非易事——這恐怕是有些人不得不曖昧的另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