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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經濟方面，馮德萊恩宣布“在宏觀經濟層面采取行動”，“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來確保歐洲經濟度過這場風暴”，其中包括設立高達250億歐元的“新冠疫情反應投資倡議”。在馮德萊恩看來，3月10日標志著“27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歐洲理事會主席和歐盟委員會一直在呼吁采取的協調一致行動中的重要一步”。

世界衛生組織15日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中國以外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達到72469例

同日，馮德萊恩還專門與意大利總理孔特進行了視頻電話，兩人在次日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歐盟委員會與意大利方面達成三點共識：

一、冠狀病毒是全球和歐洲的危機，需要歐洲方面的有力協調一致的回應和團結；

二、意大利目前在遏制新冠病毒在歐洲擴散方面處于最前沿，面臨著直接的衛生、社會和經濟后果；

三、每個成員國采取的行動都會對歐盟其他國家產生影響。

雙方認為，必須借鑒意大利的成熟經驗來指導歐洲的政策。孔特歡迎歐盟委員會主席允諾“立即、毫不猶豫地采取行動”。除此之外，雙方同意在以下領域采取迅速行動的重要性，即：“共享有關病毒傳播和所采取措施的所有相關信息；在歐盟一級建立專門的科學家團隊，以幫助協調工作并統一干預措施；加強研究工作；協調醫療設備和醫藥產品的生產和分配，并要求在歐洲范圍內首先討論會員國的限制性措施，以使重要的物資流向最需要的地方，內部市場正常運轉，以及任何避免不合理的障礙。”

這些共識也很耐人尋味，我們不難從中看出意大利對于歐盟層面未能協調抗疫措施、各成員國“自掃門前雪”式設置限制措施、截留抗疫物資等行為的不滿。意大利的立場很明確：作為歐洲國家，意大利的抗疫就是歐洲的抗疫，每個歐盟成員國的行為都會影響其他國家，影響意大利抗疫最終也是影響自己抗疫。

3月11日，世衛組織宣布新冠疫情為“大流行”疫情。3月12日，歐洲疾病預防和控制中心（ECDC）發布了《快速風險評估》第六次更新版，題為《新型冠狀病毒病2019（COVID-19）大流行：歐盟/歐洲經濟區和英國的傳播增加》。

3月12日，歐盟委員會提出歐洲協調應對措施以應對冠狀病毒的經濟影響。馮德萊恩說，“新冠病毒大流行正在測試我們所有人。這不僅是對我們醫療系統前所未有的挑戰，也是對我們經濟的重大沖擊。今天宣布的重要經濟措施只是應對了今天的情況。隨著形勢的發展，我們隨時準備做更多的事情。我們將盡一切必要支持歐洲人和歐洲經濟。”

對于歐盟抗疫措施的思考

由于歐洲的疫情還在進一步發展之中，各成員國情況有異，各自采取的措施也不盡相同，與歐盟層面的互動也處于調整之中，所以本文并不能對于歐盟層面的抗議措施進行綜合盤點。但是，根據歐盟迄今為止采取的種種措施，以及成員國的反應，我們可以作出如下思考：

首先，歐盟作為超民族國家的行為體，其治理的復雜程度超過了聯邦制的民族國家，眾口難調，所以歐盟的行為必須強調法律框架和既有機制。這種做法優點毋需贅言。在2009年H1N1病毒大流行之后，歐盟就于2011年出過一份《大流行的報告與教訓：歐洲藥品管理局在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期間的措施成果》，2013年又立法通過了《跨境健康威脅決定》，2016年通過了《綜合政治危機應對安排》，以做到在發生跨境大流行疫情等危機情況下有效應對。

這些做法雖然使得歐盟在面臨諸如流感等大流行疫病的時候可能井井有條，但是在面臨新冠病毒疫情這種未知疾病的時候，可能會因為因循守舊、路徑依賴和條條框框過多而給人留下官僚主義的印象，無法在第一時間靈活應對具體情況。

比如，雖然意大利已經全境封鎖、西班牙和保加利亞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多個成員國關閉邊境、世衛組織宣布新冠疫情為“國際關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但是歐盟仍舊沒有宣布進入緊急情況，成員國之間抗疫措施緩急不一，協調也因此未明顯見效。公眾于是發現，意大利在疫情急劇發展的情況下向歐盟求助，卻未能在第一時間得到實質性的答復，以及一些成員國宣布禁止醫療物資禁止，引起國與國之間齟齬不斷。這些都是歐盟制度性的亂象。

其次，保障境內人員自由流動是歐盟的根本許諾之一，這與已經在中國等地被證明行之有效的隔離措施存在理念上的沖突。而且，嚴格的“社交隔離”勢必意味著放棄部分人身自由，這是一項高度政治性的措施，需要政府與公民之間具有高度的信任關系，能夠進行充分溝通，這對于本已存在民主授權缺失的歐盟而言可能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因而實際出現的情況是：雖然歐盟允許成員國在特除情況下重新設立內部邊境檢查，但是由于缺乏成員國之間的有效協調，所以即使意大利等國試圖采取封鎖措施，也無法徹底有效阻隔人員跨境流動和傳染鏈。而且，追蹤傳染鏈是控制疫情最根本的手段，這與歐盟向來倡導的“個人信息安全”又構成矛盾。

第三，采取激進的醫療衛生應對措施和保持經濟運行孰輕孰重？如果取前者，經濟的下行會不會引起民眾的不滿、社會和政治的動蕩？如果取后者，會不會貽誤抗疫的最佳窗口期？

這可能是一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文化以及在不同的情勢下會做出不同選擇的問題，不同領域的專家、決策者也會有不同的判斷，因而沒有簡單而統一的答案。鑒于歐盟境內各國和各地區的疫情發展不一、各國醫療衛生基礎設施水平不一等差異條件，所以歐盟層面很有可能堅持在兩條道路之間尋找平衡、齊頭并進的做法，這可能也是歐盟現實主義的唯一選擇。

且讓我們祝歐盟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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