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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二人皆一度因“過激”言論引發爭議而采取淡化措施、披上“中間溫和”的外衣，但兩位少見的激進左右翼人物，卻分別吸引了超過460萬和360萬選民的支持，可見政治極化在當今智利社會已經有了相當的市場，體現了智利社會的兩大底層邏輯：博里奇要打破新自由主義的舊世界，卡斯特則要重建新自由主義世界的輝煌。

智利與墨西哥這兩大拉美國家在經合組織中收入不平等指數最高，來源：OECD/BBC

極化的社會思潮同時造就了兩極對立的國會：無論是參議院還是眾議院，左翼和右翼均呈現出不相上下之勢，博里奇無法保證獲得穩定多數的支持。在愈發極化的意識形態與政黨斗爭驅使下，左右翼跨黨派合作推動施政將成為奢求，“府院之爭”恐將繼續成為智利政壇的常態，博里奇政府在執政過程中面臨立法機構阻礙、陷入僵局也將難以避免。

溫和穩健的政治運作面臨崩塌，而博里奇本人公開喊出的“如果智利是新自由主義的搖籃，它也將是新自由主義的墳墓”，更是引起國際社會一片嘩然和不少人士的擔憂。

對于皮諾切特時代奠定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博里奇這位自稱“溫和的社會主義者”早就心生不滿、希望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在他看來，這是該國嚴重不平等的根源，是普通民眾權益被忽視的罪魁禍首。然而，無論利弊幾何，新自由主義模式畢竟是智利多年來發展的基礎和穩定器，變革需要耐心、時間和足夠的資源，輕易推倒后帶來的未必是穩定的重生。

果然，博里奇剛剛宣布當選，智利市場便投出了“不信任票”：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總統選舉結果出爐第二天，智利股市大跌，IGPA指數單日下跌6.2%；智利比索對美元匯率貶值超過4%，創造單日收盤最低紀錄；由于博里奇聲稱要反對“摧毀環境”的采礦項目，考慮組建國有鋰業公司，智利化工礦業公司（SQM）股價當日更是暴跌11%。

2018年至2020年下半年，國際銅價在低位徘徊導致同期智利出口增長波動、經濟下行壓力巨大，2019年經濟增長已經創下十年來新低（1.054%）；疫情重創之下，2020年智利經濟更是萎縮5.84%，遭遇30年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今年在全球經濟觸底復蘇的大背景下，智利預計經濟增長也不過5.5%，而不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正在加速外資流失。經濟現狀本就不理想，博里奇的勝選更是“火上澆油”，給資本與市場傳遞了更加悲觀的信號。

失業與貧困率反彈是智利新政府要面對的難題，圖源：Reuters/Ivan Alvarado

畢竟智利經濟與社會發展已長期依賴新自由主義的“涓滴效應”，即通過給富人減稅、給予企業優惠改善整體經濟，從而令普通民眾隨之受益。盡管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內的學者和觀察人士，均紛紛抨擊皮諾切特時代的新自由主義，認為這從政治與意識形態上控制智利社會，也沒有令多數民眾受惠，但博里奇“國家干預、加強再分配’的顛覆性理念，可行性也有待商榷。

博里奇在勝選演講中重申的”四個軸心“——女權主義、綠色轉型、權力下放和體面工作——無不依賴國家經濟發展和財富的增長，特別是他對就業機會、改革私人養老金和公共衛生系統的承諾，更離不開巨額投資。面對市場和資本對他的懷疑，一旦博里奇對新自由主義的“重拳出擊”，進一步挫傷了企業投資與經營的信心，國家經濟增長和財富累積的根本動力缺失，“錢從哪里來”便是一個最常見但又最難解答的問題。

曾經在激進左翼政治人物領導下的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等國常用的辦法是“有錢時大手大腳、沒錢時債臺高筑”，結果便是國家經濟如過山車般大起大落、甚至主權債務違約。假如政府財政收入不如預期，為了兌現對選民承諾的博里奇是否也會“病急亂投醫”，將智利變成下一個委內瑞拉，的確是一些觀察人士擔心的問題。

對此，博里奇承諾他會對財政問題負責，并在競選期間聘請了一批中左翼經濟學家，以緩解中間選民的顧慮。對于現總統皮涅拉關于智利處于“非常極化、對立和爭執的環境中”之說，博里奇在勝選演講中承諾將做“所有智利人的總統”。作為拉美的政治風向標，智利何以保持其在該地區一枝獨秀的優等生地位，又能緩解當下被疫情不斷放大的結構性矛盾，考驗的則是這位千禧一代年輕總統的智慧和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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