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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觀察者網青年觀察者黃郁】很少有國家像中國這樣吸引著全世界的注意力。這并不令人意外。它在以驚人的經濟增長速度撼動著世界地緣政治平衡的同時，也在挑戰著市場主導型資本主義以及西方民主制度的普適性。反過來，中國也成了各種焦慮癥的避雷針。例如，白宮已將美國巨大的貿易逆差歸咎于中國，盡管美國的貿易逆差和中國的順差之間并無直接的因果關系。事實上，美國的觀察家們在諸多方面對中國的理解出現了偏差。

這并不難理解。對于普羅大眾而言，要恰當概括出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且各地區間資源與經濟活動分布極為多樣化的國家，確實存在著巨大的困難。同時，西方與中國之間在意識形態、價值觀和文化上的差異總會輕易激起各種未經審視的不理智情緒。

同時，對于學者而言，由于缺少一個能夠獲得大家公認的用以分析中國經濟的框架，各方觀點很容易發生沖突。數十年前，在蘇聯的全盛時期，大學紛紛開設有關中央計劃經濟或“過渡”經濟的課程；而隨著蘇聯的垮臺，這類學術分析漸漸就消失了。如今，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經濟體正受到全球的廣泛關注，被世界各國仔細分析研究，這個國家的金融、財政、貿易和社會福利體系間的緊密聯系使其成了一個與西方體系完全不同的異質文明。

美國《外交事務》雜志網站9月14日刊發了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黃育川高級研究員的文章《西方對中國經濟存在多個理解誤區》

由于缺少一個用以分析中國的恰當框架，西方對于中國未來的各類預測大相徑庭。當前一些流行的觀點如下：中國的高債務水平必將導致金融危機（盡管其債務所占GDP的比例在主要經濟體中只排在中游）；美國企業無法和中國企業競爭，因為后者開給員工的薪酬極低（盡管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工資水平已翻了5倍）；美國公司在中國的大量投資導致了美國本土就業崗位的流失（盡管過去10年里美國的全部對外投資中，只有不到兩個百分點進入了中國）。

如果以上這些基本分析均出現差錯，那么西方的對華政策很可能也出了問題。

多年以來，皮尤公司和蓋洛普公司的年度民調都顯示，大多數美國人已將中國視為全球經濟的領導力量，大多數歐洲人也持這一觀點。然而，除上述兩地之外世界上其他地區的民眾卻大都仍然視美國為領導世界經濟的核心力量。這種感知差異是問題的關鍵，因為政治家們極易受其所處位置及其選民情緒的影響。

為什么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看待中國時會抱持不同的觀點呢？因為美國和歐洲過于關注自己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并將其視為自身經濟虛弱的標志；而基本上，除歐美以外的其他國家都在對華貿易中保持著順差，同時很多國家也都意識到，一國的經濟實力更多地來自該國的經濟體制以及人才資源，而非單單來自貿易。

對于一些意識形態傾向嚴重者而言，中國經濟的上升態勢威脅著西方政治自由主義的信條，這一信條的基礎是自由市場、民主政體以及人權的神圣尊嚴。這些關切常常以爭論的形式出現，爭論的話題可以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或是對個體自由與集體行動之間的關系該如何判斷。美國與中國的對立立場總是被漫畫式地夸張，而事實上兩國間的共同點遠比兩國間的差異與待解決的問題要多得多。

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西方主要經濟體都嚴重受挫，而中國卻依然保持了穩定增長，在此之后，西方學者關于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爭論變得更具現實緊迫性。中國模式的批評者認為中國應該為西方的這場災難買單，他們警告中國，這種不均衡增長（相對于其經濟規模和高額對外投資而言，中國民眾的消費過少）會使歐美更加難以從危機中恢復過來；而從長期來看，這種不均衡甚至會危害中國自身。因此，在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和現任總統特朗普的領導下，華盛頓一直在敦促北京刺激居民消費——如果中國想要規避中等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國家的話。

中國的經濟現狀并非像某些觀察家所認為的那樣深陷危機

盡管“均衡”比“不均衡”聽來感覺上更讓人放心，但這種感覺很可能是被誤導了。不均衡增長無可避免，它是相當成功的長期增長過程的意外結果。消費GDP占比的下降及投資占比的相應提升，其實是大量農民從勞動力密集型的鄉村經濟活動轉移到資本密集型的城市工業生產中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即使人均或家庭消費增加了，消費在GDP中的整體占比也難免會有所下降。

在中國這樣勞動力過剩的國家，農民消費了他們生產的大多數物資，因此消費量相對于農作物產量而言其比例是相當高的；而當農民遷移到城市工業經濟（例如電腦裝配）中時，他們會得到數倍于農業勞作所得的薪酬，他們的個人絕對消費額隨之也大大增加；但同時，和零件及工廠建造成本相比，工人工資（及其帶來的個人消費）在工業產品價值中所占比例相對較低，農業勞動力向工業的平穩遷移帶來了消費GDP占比的下降，也帶來了工人人均消費量的提升。不均衡增長因此導致了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成為主要的產品制造國和貿易力量——這與日本、韓國甚至一個世紀前的美國所曾經歷的過程是非常相似的。

除了所謂的不均衡增長，世界金融市場還對中國急劇增長的債務/GDP比例以及房產泡沫倍加關切。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肯尼思·羅格夫（Kenneth Rogoff）為首的專家，以及以國際清算銀行和穆迪分析公司為首的各類機構紛紛提出警告：所有遭受類似債務增長的經濟體都曾經歷過金融危機，中國也不會例外。

而事實上，中國的情況確實與世界上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并非因其能免于經濟壓力的影響，而是因為其特有的經濟體制架構。更樂觀的觀察家們指出，中國大多數債務是公共的而非私人的，資金來源于國內而非國外，而且居民的家庭負債通常也處于較低水平。然而，無論是樂觀還是悲觀的觀察家都沒注意到，10年前的中國還不具有成熟的私人房地產市場，一旦這一市場成型，信貸就會激發基于市場的土地價值——其價值此前一直被中國的經濟體制所掩蓋。這種激發的結果是房地產價格在過去10年里，整整增長了5倍。

問題的關鍵在于目前的資產價格是否能繼續維持，如果答案為否，那么債務危機的出現就難以避免。事實上，中國的住房存量近年來已有所下降，可購性也有所提升。許多分析師為了了解中國房價是否過高，比較了中國和其他國家主要城市的房價，但通常這類比較的對象是更富有的城市，如香港、新加坡、東京等，很少有人意識到，中國大城市的房價比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要低很多。

中國的財政狀況的確值得關注，但并非像某些觀察家所認為的那樣已經深陷危機。中國的大型國有銀行體系在貸款上確實有些寬松，但事實上信貸擴張的過大壓力都來自于地方政府。這些地方政府中很多都沒有能力提高自身財政收入來為社會和基礎設施服務提供資金以支持快速的經濟增長。他們之所以能夠勉力維持，全靠向國有銀行借來資金以負擔這部分支出。因此，中國的債務問題并不是典型的銀行問題，而是財政體制薄弱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