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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卡內基基金會資深研究員，世界銀行前駐華大使黃育川先生和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在復旦大學召開了新書發布會。黃育川博士的最新著作《破解中國之謎：為什么傳統經濟智慧是錯的》（Cracking the China Conundrum:Why Conventional Economic Wisdom Is Wrong）已由牛津大學出版社2017年推出。在發布會上，黃育川博士結合書中的闡述和中國經濟目前的發展狀況發表了演講。會議由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觀察者網、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共同舉辦。黃育川博士在會后接受了觀察者網的采訪。】

觀察者網：黃先生，非常感謝您剛才的精彩演講。我可否首先向您提問一個較為私人的問題，剛才您在演講中提到，您五歲時就離開了中國，那么，離開中國后第一次回國是在什么時候？

黃育川博士：是1997年，當時是世界銀行任命我為中國事務主管，總部在北京，在那里我一直工作到2004年，之后我繼續做一些顧問性質的工作，在此期間我在北京還買了一處房子。

之后我斷斷續續出入中國多次，我后來把在北京的房子賣了。部分原因是因為我女兒住在舊金山有了孩子，如果我繼續住在中國的話，和女兒還有孩子們見面的機會就會少很多。

觀察者網：1997年你回國的這一年對中國來說確實是不平凡的一年。這么說您沒有親身經歷過中國改革開放的初級階段。可不可以這樣說，您當初是和其他西方人一樣，以一個較為中立的的角度，來觀察當時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的社會變遷的？

黃育川博士：我是一個專業的經濟學家，我在很多國家都工作過，比如在俄羅斯、菲律賓、印度、孟加拉國和非洲等等，我有很多的所見所聞，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社會體制和歷史進程，從中我了解到一點，每個國家在制定政策的時候都必須依據其本國的國情，所謂的“制度移植”是很危險的。

我1997年回國的時候，當時的國家總理朱镕基是中國經濟的掌舵者，并出臺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比如將房產私有化，這樣中國人有了自己的家產了，刺激了中國房地產工程建設的繁榮；他還出臺各種政策，力主國企改革，要推進國企的經濟效益，其中的一大難題就是如何處理國企和商業銀行的合作中導致的各類壞賬。

那么朱镕基要把自己的經濟改革的突破點放在什么地方？是從銀行壞賬開始還是直接從國企的內部改革開始？我剛回到中國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我也在不停地問自己這個問題，我認為他會首先搞銀行壞賬，雖然中國當時有成千上萬家各類銀行的分部，但這個問題相對來說更容易上手去解決，可是他沒有，而是直接著手國企改革，去優化國企的財稅體系。因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按照原有的方式國企繼續向商業銀行貸款，那壞賬本身的問題也就無法解決了，也就是說國企改革是中國金融體系改革的前提。

過去幾十年來，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不同維度的，是全方位的。中國的經濟實力能走到今天這樣好的局面，是因為其經濟政策本身在不停地演進，針對不同階段的問題出臺相對應的政策。

黃育川博士和他的新書

觀察者網：我現在還沒有看到您的那本新書的全貌，不過從每個章節的概論來看，“不平衡”（unbalance）是書中的關鍵詞之一。在很多學者和經濟學家和理論框架內，“不平衡”是一個比較負面的詞，您好像重新定義了這個詞，可否具體談談這個概念的內涵？

黃育川博士：的確很多學者把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當成一個很負面的現象，認為平衡是好的。在我的書中我注重闡述了，對于像中國這樣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的國家，“不平衡”是很自然的，比如中國人的大遷徙，投資的多元化等等都是不平衡的。

我現在拿一個人成長過程打一個比方。一個人長到青春期左右的時候，也是他成長最快的時候，此時他在生理上就是不平衡的，在短短一年的時間內他的身高就很可能竄的非常猛，但是胳膊的長度跟不上身高的增長，會讓他的整個身體看起來比例有點不協調。長得越快，不平衡性就越強。在書中我還闡述了，那些看起來很平衡的經濟體表現出來的狀態反而不好。以日本、臺灣、新加坡為例，二三十年前他們的經濟不也是很“不平衡”嗎？

美國也是這樣。一百多年前，美國人還自認為本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時候，經濟發展也是很不平衡的。你覺得能做到“不平衡”是很容易的嗎？能做到向好的方向前進的不平衡恰恰是最難的，甚至是很多西方國家所夢寐以求的，不少中國學者也沒有認識到這一點。

另外，在很多美國的經濟學家眼里，中國的不平衡性看起來有點不可思議，因為中國的消費占GDP的比重相對很低，而投資的比重則很高，他們覺得這是中國能保持貿易順差的秘訣；相應地，美國是貿易逆差，他們指責中國把經濟動態故意搞的很不平衡。在書中我提到了，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順差問題和中國經濟的不平衡性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也就是說，某一國內部的經濟的不平衡性未必導致國際貿易的不平衡性，后者還有其他的原因。

觀察者網：涉及到中國城鎮化的問題的時候，會引發學者對人口問題的討論。學者們好像有個共識就是，中國經濟的騰飛得益于人口紅利。但由于幾十年來中國的人口政策，現在中國步入了老齡化社會，年輕人的比例降低會拖慢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對此你同意嗎？

黃育川博士：對這個問題我沒有很強力的觀點。傳統經濟學的看法就像你說的那樣。但經濟學界的研究顯示，老齡化問題對經濟發展的快慢的因果關系很模糊。

因為當年輕人不再足夠多的時候，決策者們會讓整個大局變得更有創造力，去彌補很多部門人力資源的不足，而且有一半的國家做到了這點，甚至他們在步入老齡化之后發展的更快了。對中國來講，最重要的是人均收入的問題，這才是重中之重。

觀察者網：那么可否這么說，有關“日本經濟不行了是因為老齡化”，這樣一個論斷可能是個謬見？

黃育川博士：日本人自己有多少人認為他們的經濟和老齡化有因果關系？他們很樂于現狀，只不過外部的經濟觀察者們往往從這個角度去分析，他們自己不覺得這是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