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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決心的科學

過去十年來，新一代國際關系學者采用了全新的統(tǒng)計學方法，對新近解密的美國政府文件進行文本分析并結(jié)合基于調(diào)研的實驗，對信譽如何影響國際關系做了更加細致入微的研究，在那些主張國際關系“信譽萬能論”與“信譽無用論”之間找到了一條中間道路。

在其它條件相同的前提下，人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如果一個國家展現(xiàn)出“愿意動武的決心”這一信譽，那么它確實能改變對手的行為。比如說，亞歷克斯·魏斯格（Alex Weisiger）與筆者在2015年的一項研究中發(fā)現(xiàn)，面對危機時選擇退縮的國家在第二年面臨挑戰(zhàn)的可能性，是那些堅守立場的國家的兩倍多。

然而，表明一個國家的決心可能比想象中更困難。隨著時間推移，反復展示決心的做法可能會變得僵化且失效——甚至會適得其反。美國在越南發(fā)動戰(zhàn)爭，部分是為了展示其遏制共產(chǎn)主義的決心。但這場戰(zhàn)爭卻讓后來的美國總統(tǒng)對于卷入遙遠地區(qū)的沖突產(chǎn)生了抗拒心理，從而削弱了美國的動武決心，并大大降低了美國日后發(fā)動軍事干涉的可能性——后來，這種厭惡情緒被形容為“越戰(zhàn)綜合征”。

范·杰克遜（Van Jackson）的研究也表明，由于一個國家的承諾往往是多面向的，努力證明一種形式的決心可能會削弱其他形式的決心。例如，朝鮮在同美國的危機中頻繁發(fā)出威脅，幫助其建立了“愿意動武的決心”這種信譽。可是，當朝鮮未能兌現(xiàn)其威脅時，這樣做反而暴露出前后矛盾與缺乏誠信。朝鮮試圖表現(xiàn)地強硬，卻證明了自身的善變。

不過，新一輪研究中發(fā)現(xiàn)的最大悖論是，一個國家的信譽并不取決于它自己，而是評估這個國家的各方。筆者自己的研究發(fā)現(xiàn)，國家領導者往往具有選擇性傾向，相比同樣相關甚至更相關的評價指標，他們會對自己眼中更突出的因素（比如對別國領導人的個人印象）給予更高的權重。

唐·卡斯勒（Don Casler）在2022年的一項類似研究中也發(fā)現(xiàn)，決策者對國家信譽的判斷受到他們自身經(jīng)歷與背景的影響。比如，情報和軍事系統(tǒng)出身的官員傾向于關注一個國家當前的實力，而外交官則更加關注其領導人的言行一致性（或缺乏一致性）。

個人觀念也很重要。近年來關于國家信譽的學術研究表明，行為體對其它行為體的評價受到非理性因素的深刻影響，比如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或選擇性偏見）、動機性推理與意識形態(tài)傾向。

例如，約書亞·克爾澤（Joshua Kertzer）、喬納森·倫尚（Jonathan Renshon）與筆者在2018年的一項研究中發(fā)現(xiàn)，鷹派決策者對別國公開發(fā)出的威脅的重視程度要低于鴿派決策者，前者更傾向于將軍事動員等實際行動視作展示動武決心的可信信號。

克爾澤、布萊恩·拉特本（Brian Rathbun）與妮娜·斯里尼瓦桑·拉特本（Nina Srinivasan Rathbun）的類似研究也發(fā)現(xiàn)，相比鴿派決策者，鷹派更傾向于認為對手缺乏遵守承諾的信譽，這表明固有觀念會影響決策者對形勢的判斷。正如特朗普準備退出奧巴馬時期簽署的《伊核協(xié)議》前，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我們知道他們（伊朗）在違背協(xié)議……我們只是還沒有找到證據(jù)而已。”

或者看一看美國2021年從阿富汗撤軍的案例。那些關心美國整體國家信譽的人可能會得出結(jié)論，撤軍計劃與糟糕的執(zhí)行過程向?qū)κ直┞冻雒绹囊庵颈∪酢⑷狈Q心。但是，那些更關心美國言行一致性（相信這意味著“說到做到”的重要信譽）的人可能會說，撤軍體現(xiàn)了美國極高的信譽。畢竟，拜登總統(tǒng)兌現(xiàn)了從阿富汗撤軍的競選承諾，說明他言而有信。

更復雜的是，旁觀者們不會僅僅從一位領導人的所作所為來判斷其決心；他們也會基于對這位領導人如何評估自身決策的看法來下判斷。

1969年，朝鮮擊落了一架美軍偵察機，導致機上31名美國人死亡，而美國政府選擇不作出報復行動。時任美國國務卿威廉·羅杰斯試圖將這一態(tài)度描述成美國實力的體現(xiàn)，他說：“弱者才會魯莽行事，強者必須更加克制。”

1969年4月15日，一架美國海軍EC-121預警機在日本海公海上空被朝鮮戰(zhàn)機擊落，美國最終沒有選擇軍事報復

如果旁觀者相信羅杰斯說的是真心話，那么這個決定可能會提升關于美國決心的信譽。然而，如果他們認為羅杰斯僅僅是在強行掩蓋自身的軟弱，或者美國拒絕做出報復的決定純粹是在發(fā)出一個關于信譽的信號，那么旁觀者可能會徹底無視這一聲明。這便是國際關系學者羅伯特·杰維斯（Robert Jervis）提出的“信譽悖論”。歸根結(jié)底，人們在揣測他人意圖時也會帶上自身的偏見。

信號還是雜音？

關于信譽，更具體地說，關于決心的爭論在中東地區(qū)最新一輪沖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對這場沖突的一種解讀是，伊拉克戰(zhàn)爭的失敗、未能在敘利亞問題上兌現(xiàn)紅線以及從阿富汗的匆忙撤軍，直接導致了美國在中東的信譽赤字，令伊朗及其代理人勢力（包括哈馬斯武裝）更加大膽。

另一種相反的理論則認為，伊朗及其代理人勢力相信美國擁有極高的信譽，只要他們攻擊美國的盟友，華盛頓就會被迫做出軍事回應，然后被卷入一場代價高昂的戰(zhàn)爭。

兩種說法可能都具有一定真實性。但它們對美國對手的思路做出的假設幾乎沒有辦法得到證明，比如，伊朗或哈馬斯領導人在評估美國動武決心時究竟是如何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