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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李昌平】

一

1982年我參加工作，擔任公社團委副書記，正好趕上“分田到戶”。一直至2000年3月，在第四任鄉鎮書記上時不自覺的捅了個婁子，無可奈何之下辭去公職。 后“南飛”“北漂”很多年。于2011年創建“中國鄉建院”，現任鄉建院院長。

“中國鄉建院”自創立以來，踏踏實實的踐行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在21個省市區協作做了一百多個引領振興鄉村前進方向的試驗示范村，習主席到訪并表揚過的岢嵐縣宋家溝村，就是我們“中國鄉建院”協作做成的高質量“精準脫貧”示范村的代表作之一。

我是漁民的孩子，這是我的命，不由我決定。我永遠都是漁民的孩子，永遠都是農民的一分子，這是我的自我認同。

為了農民的不斷覺悟和解放而戰斗，是我一生的使命和生活。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至今依然信仰共產主義。我經歷了由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到動搖共產主義信仰、再到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的人生三階段。

荊州農機校 畢業合影 李昌平（右二） 1982年，圖片由作者供圖，下同

1982年畢業后，我放棄了留城工作的機會，自愿申請到了最偏遠落后的周河公社工作（周河公社是我的家鄉），此后在鄉鎮黨委書記崗位上“三起三落”?；緹o特別值得一提的建樹，但錯誤犯了不少，錯事做了太多。

我在1987年縣鄉財政體制“分灶吃飯”和“衛生醫療體制改革”時就開始擔憂。進入90年代后，我國的主要農產品基本供求平衡，高度分散的小農被迫落入“增產減收”的小農生產積極性陷阱，農民、農村、農業每況愈下，再加上分稅制改革導致鄉鎮財政入不敷出和同時的內地經濟邊緣化，我等基層干部再怎么努力也無濟于事，收效甚微。無可奈何久矣！

終于，我于2000年3月某日之夜晚，“揭被而起”，奮筆上書時任總理朱镕基，反映“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引發全黨、全社會對三農工作的高度重視。

但同年9月，萬般無奈之下，不得不辭去公職，告別體制南下深圳打工，成為了千千萬萬“農民工”中的一員。這個時候，我真正成為了農民和農民工的一員，不再有救世主心態了。

2000年，我37歲。于我而言，離開體制后的“打工”生活，確確實實自我感覺要比當鄉干部的生存狀態自由自在很多。我以為，我從此告別了農村、農業、農民，在我后半生會開始全新的工作和生活。但，初心難忘。

2001年春節，我在珠海。當我獲悉，我曾經工作的地方，在我辭職之后依然因為農民負擔過重而連發“惡性事件”，極為震驚！深感自己的使命并沒有完成。在悲憤狀態下，七天七夜奮筆疾書，一氣呵成《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9月，我帶著《我向總理說實話》書稿北上，成為一名“北漂”。一個飯局偶遇著名三農專家、《中國改革》雜志總編輯溫鐵軍先生，溫總編出于同情，收留我在《中國改革》雜志社做記者編輯。

任職《中國改革》時期 ，2003年

2002年年初，《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面市。此書由九號院“院主”、 “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老先生作序，由京城出版界的“女俠”徐曉“憤不顧身”編輯出版，成為當時最暢銷的書之一。此書也成為我混跡三農江湖的“名片”。

溫鐵軍先生是我進入三農圈子和農村發展領域的引路人和導師。在溫先生身邊的三年，我把“九號院”各位大家的文章讀了個遍。這三年，無疑是我人生學知識、長見識、混圈子最多的三年。

與溫鐵軍老師在云南開會， 2003年

是溫鐵軍先生，在不知不覺中把我重新帶回了三農領域。這可能就是我的命吧！

中國的農民問題，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中國研究三農的大大小小的圈子無數，人數眾多，在中國三農現代化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的選擇上，整個圈子的主流意見大體上趨向一致，其基本主張是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寄希望于在資本全球化的過程中加以解決。

在京城還有比三農圈子更重要的圈子，如：金融圈子、法學、經濟學圈子和企業家圈子。他們認為，中國人口是美國的四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勢頭，必須在GDP超出美國兩倍之后才允許出現“日本式衰退”，因此，中國經濟必須還要至少維持高速增長30年以上。

唯一可靠的辦法是把農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確權頒證到家庭，讓家庭持有土地權證后把經營權讓給龍頭企業和專業大戶，再讓龍頭企業和專業大戶拿經營權在銀行抵押貸款（死錢能夠變活錢），或讓農村土地自由交易起來，逐步走向完全市場化。

他們認為只有農村幾百萬億價值的土地能夠金融化和市場化——“死錢變活錢”，中國才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現代化和轉型才可以成功。對此，我并不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