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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壓根就不是做學問人，但我喜歡為人民服務的學問人；我命中注定是一個干活的人，特別喜歡和人切磋琢磨怎么做事。每月26-28日，我都會請專家和實干家在信陽郝堂村恭候戰斗在全國鄉村振興第一線的朋友們，大家歡聚一堂，小口品茶喝酒，大聲“吹?！鼻写瑁呀泩猿秩炅?。

參加特色小鎮博覽會圓桌論壇 ，2016年

中國鄉建院的同志們協作基層干部和群眾做出了郝堂村、小朱灣、宋家溝、張遠村、楊村等一百多個以村社內置金融為切入點的農民自主綜合發展與民主善治的示范村和鄉村綜合體，為中國夢，為新時代社會主義“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提供了路徑、方法及一大批樣本案例支撐。

我慶幸自己創建了“中國鄉建院”，慶幸“中國鄉建院”成為了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的踐行者和“振興鄉村戰略”落地實施的排頭兵。這，似乎是某種超力量安排的結果。

在這個過程中，有陸學藝老師、溫鐵軍老師、徐祥臨老師、陳金陵老師、張曉山老師、蔣中一老師、陳曉君老師、趙樹凱老師……多年如一的指導和陪伴，還有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的傾力支持。而最最值得提及的是，無數多的縣鄉村干部拿鄉建院的人當自己人、當戰友、當親人，所到之處合作順風順水，真讓我感受到了某種超力量的安排。

四

從2013年郝堂村、小朱灣等美麗鄉村相繼火爆之后，有越來越多的縣市區黨委政府主動邀請中國鄉建院合作打造美麗鄉村，鄉建院120多名員工遠遠不夠用。我沒有迎合市場的需求去大規模擴張規劃設計及落地實施團隊，因為我更喜歡張遠村式的鄉村建設模式。

在我看來：打造一個村莊美麗的外表雖然是重要的，但激活一個村莊的靈魂和內生動力及能力是更重要的；政府主導示范村建設雖然是重要的，但村民自主鄉村復興是更重要的；用政府財政手段重金扶持鄉村建設雖然是重要的，但以政府財政種子資金引導村社創建內置金融自主鄉村復興是更重要的。

何況，在我內心深處，刻著“日本式衰退”一詞，刻著“中國自主性”一詞。我經常警示自己：一定要想方設法讓中國農民的“死資產”能夠自由的變成“活資金”。

如果振興鄉村做的都是“活錢變死錢”的工作，就只能靠財政燒錢，錢會越燒越少，并且財政燒再多的錢也增加不了農民收入，也擴大不了真正意義上的內需，也避免不了“日本式衰退”和“國家經濟自主性喪失”。

如果振興鄉村做的是“死錢變活錢”的工作，財政不燒錢，錢也會越來越多，農民的可支配現金流會爆發式的增長，才是擴大內需的真招和實招，才能避免“日本式衰退”，才能增強中國經濟的“自主性”。鄉村建設不僅僅是為了農民，更是為了中國夢的實現。

鄉村振興，村社內置金融必須先行。對此，我有萬分執著！

從2014年開始，中國鄉建院在規劃、設計和現場指導三個團隊之外，專門成立了中國鄉建院最核心的團隊——內置金融團隊，把鄉村建設服務模式由規劃設計引領模式轉變為內置金融引領模式。這種模式叫“提供以內置金融為切入點的系統性解決方案和陪伴式落地實施服務”。

中國鄉建院的鄉村建設服務走到這一步的時候，我發現我們協作鄉村建設的模式已經和共產黨延安時期的“根據地建設模式”非常相似了，或者非常類似日本“社區營造”模式了。這個時候我已經意識到：中國鄉建院的鄉村建設陪伴式綜合服務，必須由“專業的社工”來主導，規劃、設計、建設和內置金融等團隊協同服務。

2016年，中國鄉建院組建了專業的“社造團隊”，由社造團隊駐村，協調規劃、設計、建設、內置金融等團隊協同開展“系統鄉建”或“社區營造”工作。社造團隊主導的“系統鄉建”或“社區營造”的鄉村復興服務模式大受歡迎，供不應求。為了傳播我們的鄉村建設理念和方法，2016年年初，中國鄉建院“郝堂鄉村復興講壇”創立，固定在每月26-28日開講，案例交流是郝堂講壇的特色和靈魂，很受全國各地基層干部的青睞。

重慶巴山坪上村社工團隊 垃圾分類教育

貴州桐梓中關村 激活的閑置空間 “墨倉空間”

2017年，中國鄉建院將內置金融和社造團隊合并，要求做內置金融協作的員工必須是社造專家，做社造的員工也必須是內置金融專家，還要學習一些規劃設計知識和技術。于此同時，中國鄉建院要求做規劃和設計的員工，也要學習做內置金融和社區營造的知識和技術。總之，希望鄉建院的員工，都是復合型人才，多面手。

我要求中國鄉建院的人，要以延安時期的干部為偶像要求自己：一個人，什么東西都不帶，深入到村莊，就能發展黨員和支部，就能發動、組織、武裝農民，就能建設根據地，就能依靠農民自主發展，就能成為人民戰爭堅強的大后方！

2017年的中國鄉建院，服務地區已經遍及全國21個省市區了，由為一個村、一個村提供系統性鄉建服務轉向了一個縣、一個縣提供系統性鄉建服務，人手不夠成為了最大的制約。中國鄉建院的員工是不能在市場上招聘后直接上崗的，招聘來的人需要較長時期的“傳幫帶”才能上崗工作，我們的人才一般都是自己“帶”出來的。

2018年，中國鄉建院制定了 “社造千人計劃”——在協作鄉村建設的過程中培養協作者，在社造的過程中發展壯大社造隊伍。中國鄉建院按照“延安干部”的標準， 要在兩年內完成1000名核心“社造團員”的建設目標，以備振興鄉村戰略之需。

農村有存款、土地、人力、文化、物產、環境等，什么都非常豐富，什么都不缺，只缺激活鄉村的體制機制。以我中國鄉建院的鄉建模式，政府投入100萬種子資金引導創建內置金融村社體系的體制和機制，就能“四兩撥千斤”，足以激活和振興一個村莊。這是張遠等村的試驗給我們的啟示。

重慶城口合作社開業 2016年

鄉村振興，必須以村社內置金融先行，以“村社內置金融為切入點的社區營造方式”協作農民自主推進鄉村振興，一定會成為主流化的鄉村振興模式。對此，我有百分之百的自信。隨著振興鄉村戰略的深化和深入推進，鄉村振興第一線的引領者、排頭兵理所當然的是中國鄉建院。振興鄉村戰略落地實施需要千千萬萬的“懂愛愛”參與和協作， 中國鄉建院的“千人計劃”僅是杯水車薪。中國鄉建院還要在“千人計劃”之外，承擔起培養千千萬萬鄉村振興“懂愛愛”的使命！

現在相當部分活躍在鄉村振興戰場上的小有名氣的機構和個人，多多少少都與中國鄉建院有些淵源。此外，全國有近千個縣市區負責鄉村振興工作的領導干部，參與過中國鄉建院“鄉村復興講壇”的交流和培訓。提到“振興鄉村”，人們自然就會想起“中國鄉建院”。“振興鄉村有個鄉建院”已經是一個很響亮的口號了，這是中國社會對我帶領的中國鄉建院的贊譽和鞭策。中國鄉建院的“千人計劃”，就是為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孵化“懂愛愛”的計劃，中國鄉建院愿意承擔起這個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