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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絲綢之路上，巴扎是過往中外商人吃喝拉撒睡和娛樂的地方。至今在伊斯坦布爾、伊斯法罕、喀什、撒馬爾罕、布哈拉、希瓦仍然可以看到其存在。在伊朗，兩千年來，巴扎不僅是商人活動的據點，還是政治和經濟權力的中心之一。控制巴扎的人多是保守的宗教人士，也是當局最為頭疼的人。進入現代，德黑蘭歷屆政府都想拆遷擁擠破敗的古巴扎，修造現代化的商場、超市和購物中心，但最后都像鏟平巴扎的巴列維政府最后被伊斯蘭革命鏟平一樣無疾而終。1979年，那些捍衛巴扎的商人也是支持霍梅尼伊瑪目推翻巴列維國王的政治力量。盡管今天德黑蘭建了很多的超市和購物中心，整個伊朗三分之一的零售由德黑蘭巴扎控制，并為全國的商品價格定價。例如，在德黑蘭大巴扎有60個胡同是專賣地毯的，里面有4000個地毯商鋪。2011年，胡同里一個25平米的地毯商鋪100萬美元轉手給了一個經銷內衣的進口商，這個從中國進口內衣的伊朗商人聲稱他第一年靠賣女人內褲就賺了兩百萬美元。

很不湊巧，今天是周五，伊朗大巴扎放假，所有胡同的店鋪門都上了鎖。我在迷宮般的巴扎胡同里轉了一個多小時，安靜、陰暗、破敗、荒涼。時而有一兩個男女行人從另外一個胡同走出來，或迎頭走過來，或背后走過來。我心里有點發毛，但還是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一邊走，一邊拍照殘存的古商鋪大門。

走出大巴扎胡同，來到戶外步行街上，熾熱的陽光下很多人在散步，更多的是小販在叫賣服裝、襪子、鞋帽。旁邊有個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的“蔬菜廣場”，建于19世紀初卡扎爾王朝。這個廣場不僅是農民賣蔬菜的地方，更像老北京的菜市口，是德黑蘭的唯一公共廣場，是懲處犯人的地方。這個地方聚集了從事各種工作的人：賣草藥的郎中、花匠，馬車夫、清潔工、燒烤店、馕店、擔挑理發匠等。

中午在蔬菜廣場吃了份敘利亞烤肉，喝了瓶百事可樂。“多少錢？”我買單時問。店小二不懂英文。他指著我的錢包，我把錢包遞過去，他從中抽出了一張50萬元的伊朗紙幣，然后找我37萬元。一美元等于三萬伊朗幣，我這頓飯花了不到五美元。

在蔬菜廣場上遇到兩個來自湖北葛洲壩的青年男子。我們坐在路邊一個木椅子上閑聊。他們在設拉子市附近的一條河上幫助伊朗融資建設水電站，土建工程包給了伊朗人。在伊朗有一萬中國人，中國在伊朗承建眾多的工程項目、基礎設施項目，潛藏著巨大的經濟利益。例如，德黑蘭地鐵五號線是中信兩年前幫助融資修建的，伊朗地鐵里跑得都是中國制造的機車和車廂。據今天的伊朗英文報紙《金融論壇報》報道，中國國家電力集團代表團一行14人正在伊朗西南部的庫澤斯坦省考察水電項目，庫澤斯坦緊挨伊拉克絲綢之路著名古港口的巴士拉和波斯灣。庫澤斯坦水電局長說，希望中國電力和另外三家中國的國際投資公司岱茲電力和大壩工程，其產能是720兆瓦。伊朗電力產量中東第一，整個裝機容量是72000兆瓦，名列世界第14。伊朗是中東電力的最大出口國和進口國，向亞美尼亞、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拉克和阿富汗出口電力。但中國媒體派駐這里的記者很少，一共只有4個記者：新華社二人、中央電視臺一人（另有三個當地雇員）和《文匯報》記者一人。

“中國是在伊朗遭遇美國制裁下給予投資和幫助的，”葛洲壩的工程師說。“中國在其困難時期來幫助她，所以伊朗人民對中國很友好。但這是利益驅動的，一旦美國結束對伊朗制裁，中國能否競爭過大量涌入進來的西方國家和日本，這要拭目以待。”

老周昨晚請我們吃飯聊天時說，四十年前中國人的收入只有伊朗人的百分之五，當時中國人均GDP150美元，伊朗人均GDP3000美元。今天中國人均GDP7485美元，伊朗只有約5000美元。美國制裁伊朗不是從霍梅尼革命開始的，早在巴列維時代，巴列維國王在美國人面前暴露了波斯人不當奴仆的高傲的民族本性。他在艾森豪威爾的葬禮上對尼克松說，“現在我們之間可以平等對話了。”當時美國能源危機油價飛漲，民怨載道。尼克松和后來的福特總統都向巴列維請求石油增產降價，但巴列維反而將石油漲價15%。卡特繼任后找到沙特，沙特答應了美國要求，采取了增產降價的政策，贏得了美國好感。當時伊朗大搞城市化建設，大量農民移居進城找工作，但隨著美國的石油進口轉向沙特，巴列維沒有能力實現其宏偉的經濟愿景。城市無業的鄉下人、熱血沸騰的大學生在霍梅尼的號令下，開展了推翻巴列維國王的大起義。

酒店的角落里有一個只能容納一個顧客的雜貨店，里面有個書架擺滿了關于伊朗和波斯文明的書。

“庫尼奇瓦，”胖胖矮小的店老板笑瞇瞇沖我打招呼。

“庫尼奇瓦，但是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國人，”我說。

我在書架上挑了兩本伊朗學者寫的《伊朗的大車店》和《伊朗的巴扎》兩本厚書交給店老板。

“我怎么也不相信你是中國人，”書店老板說，“我在這里開店十幾年了，你是第一個在我店里買書的中國人。我們這里住店最多的外國客人就是中國人，日本人來的極少。但是，中國人進我這個小店就是買煙或者買古幣。而日本人進來就是買書。”

書一共71美元。我給了他三張20美元、一張10元的和一張1元的。老板數了下錢，從中抽出一張說，“這張不是1美元，你給的是100美元。”

我心里一陣激動，這就是古老而高貴的波斯人在絲綢之路上做生意的風格。“你叫啥名字？”我問。

“阿里，”他說。

“瞧，阿里，我想再買您一本書，作為對您誠實地退給我那100美元的回報。”我挑了一本伊朗攝影家拍攝的畫冊《波斯波利斯——神的都城》，波斯波利斯是古波斯帝國首都，后被古希臘亞歷山大征服。亞歷山大征服波斯后，接著征服了阿富汗和北印度。

干爽的夜風下，山腰間的中餐館燈火誘人，透過明亮的窗戶看見一對對伊朗俊男靚女坐在餐桌前盡情地享用中國大餐。山上的五星級酒店門口，衣著華麗的男男女女快樂地扎堆聊天，或相互道晚安。

“你是中國人嗎？”一個20歲出頭、身披藏青色薄紗的波斯姑娘走到我跟前熱情地用生疏的普通話問。

“是的。”

“中國哪里的？”

“北京。”

“我叫桑，在北大學中文，中文太難學了。”說完，一個男孩摟著她的細腰走下山去。

接近午夜，我看著一個個離去的歡快的伊朗男男女女，我怎么也不會聯想到他們是美國媒體上描繪的“宗教極端主義分子”或“恐怖分子”，他們也是飲食男女呀。

這個星期德黑蘭在舉辦國際電影節。伊朗電視臺第三頻道是紀錄片和電影頻道，頻道總監邀請我和澳大利亞的一位電影制片人分別接受一個小時的訪談。

“政治自由越多是否意味著個人自由越多？”伊朗導演采訪澳大利亞總監時問。

“按照西方媒體的說法，毛澤東時代，中國沒有個人政治自由。但是那個時代，中國婦女個人夜里單獨出行不會遇到什么危險。在美國和其它國家，個人擁有很大的政治自由，但是婦女不敢在夜里單獨個人出行，”澳大利亞制片人回答。

在對我的采訪中，我回答了導演一連串的充分反映伊朗政治立場和價值取向的問題。我還講述了我個人的伊朗記憶：1971年小學五年級時，在《人民日報》國際版讀到一篇中國伊朗建交的豆腐塊大小的背景性短文，短文提到中國與伊朗的絲綢之路聯系，這也許是《人民日報》首次出現絲綢之路這四個字；1974年讀中學時，伊朗舉辦亞運會，中國首次參加，那時候沒有電視，宋世雄通過廣播解說亞運會的足球比賽，我每天晚上趴在熊貓牌電子管收音機跟前，聽著比賽的聲響；1978年，華國鋒總理應巴列維國王邀請訪問伊朗，沒曾想三個月后巴列維被推翻，逃亡美國，華國鋒也被奪權；1979年伊朗學生占領美國使館，美軍突擊隊搶救人質失敗；1989年6月的第四天,伊朗革命領袖霍梅尼病逝，第二天西方媒體頭版僅把他的死訊放在不起眼的的位置，頭條顯著位置給了北京大廣場上同天夜里發生的故事。

今天究竟有多少伊朗人在學中文、有多少伊朗人在中國打工經商學習，沒人知道。但是中餐館來自云南的店小二告訴我，“僅在德黑蘭就有十萬中國人。”但是，他的這個數字與今天上午葛洲壩工程師告訴我的數字相差一個數量級，我不知道該信誰的。店小二來伊朗一年了，工程師來伊朗也半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