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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梁韋諾】

前言

關注香港的讀者，相信都聽過“香港是個經濟城市”這句話。放眼全球，很少有城市會像香港般時常被稱為“經濟城市”。即使是與香港合稱為“紐倫港”的紐約和倫敦，也沒有這“待遇”。

“經濟城市”通常伴隨著一個具有相反意思的概念：“政治城市”。同樣地，除了香港，我們甚少聽到一個城市被稱呼為“政治城市”。“經濟城市論”者也常常把港人形容為不問政治的“經濟動物”。

“經濟城市論”者認為，香港本質上是個經濟城市，而非政治城市，批評回歸后香港出現政治化，政爭內耗不斷，已由“經濟城市”淪為“政治城市”。

中央出手制定《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后，“經濟城市論”者興高采烈地表示，香港終于重回“經濟城市”，并呼吁往后不要談政治。

政治與經濟之間的辯證關系

不難發現，“經濟城市論”者的做法，是先把“經濟”與“政治”截然分割開來，然后將“經濟”等同于穩定、團結、和平、理性、務實，再把“政治”等同于對抗、分化、暴力、不理性、務虛。久而久之，“政治”就被污名化，“政治化”也變成負面標簽。

香港的不少從政者，包括政治任命官員、議員、政黨人士，都仿佛患上“政治潔癖癥”，將“政治”視作壞東西，紛紛回避政治。當中最出名的，莫過于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的一句“議會內外都不應該牽涉太多政治”[1]。

事實上，“經濟城市/政治城市”這種二分是不能成立的。以筆者對馬克思主義的粗淺認識來看，政治與經濟，兩者既有區別，又存在著辯證關系，不可能截然分割開來。政治屬于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范疇，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又反作用于經濟基礎。

恩格斯在致瓦·博爾吉烏斯的信中指出：“政治、法、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作用并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2]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宇認為，“沒有離開政治的經濟，也沒有離開經濟的政治。”[3]

因此，從來不存在“經濟城市”，也不存在“政治城市”，每一城市都必然存在著政治與經濟。

列寧進一步強調政治的主導地位和作用，指出：“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這一點，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地看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統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產任務。”[4]

英殖時期的香港不問政治？

“經濟城市論”者認為，英殖時期的香港是個“經濟城市”，而港人就是“經濟動物”。他們相信，不問政治正是造就香港繁榮的關鍵；反之，“政治化”就是破壞香港繁榮的元兇。

孫中山先生指出：“政治兩字的意思，淺而言之，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5]香港這個有如此多人和事要管理的地方，又豈會不問政治呢？

“經濟城市論”者經常引用金耀基教授的“行政吸納政治”，認為在英殖時期，政治已被行政吸納，自然就不存在政治了。

金耀基教授的“行政吸納政治”論文

強世功教授曾對這一理論作出精辟分析，指出：“‘行政吸納政治’這個動賓結構句式缺少了主語，只有把主語找出來，才能把真正的政治問題揭示出來。其實，誰都知道港英政府最大的政治就在于港督的殖民統治，這個政治是‘行政’無法吸納的。……香港政治的殖民性質就在于英國人的支配政治吸納了中國人的參與政治。”[6]

換言之，英殖時期的香港不是不問政治的，也不是不以政治為主導的，英國的殖民統治就是最大的、最根本的、主導著整個香港（包括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政治。經濟發展的方向、經濟利益的歸屬、社會民生改善與否，都是由殖民統治所決定的。

七十年代是“經濟城市論”者最為津津樂道的時期。他們相信，正因為當時整個香港都不問政治，才得以成功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形成繁榮安定的環境。

事實是，殖民政治一直主導著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以七十年代為例，當時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與英國的外交政治有著莫大關系。1974年5月，總督麥理浩在一份名為《管治香港的目標》的外交通訊中指出：

“我認為我們應該盡一切方法打造香港為一個達國際地位、具備高質素教育、科技與文化，以及有高水平工業、商業、財經設備的模范城市，以至在它身上中國既能得益，但又因為考慮到對這些實質利益的需要和本身國內條件之不同，而不愿意把香港收回。”

“這可幫助爭取額外的時間，令中國的情況逐步演進，甚至影響中國政府令它考慮或者日后在其主權之下繼續給予香港的一個特殊地位，而這樣在一定程度可保障市民的生活方式和英國與其他國家在這殖民地的利益……”

“基于這些政治考慮，而無論如何我亦相信我們的政府會認識到上述意見本身的意義，我們會選擇發展香港為一模范城市。但我們應該低調進行，少說話，不對中國做出表面的挑戰。”[7]

李彭廣教授翻查當時的英國解密檔案，也發現英國政府“計劃以最短的時間，把香港各方面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盡量拋離中國內地，并突出香港社會和制度的優勢，從而影響中國政府在處理香港問題的態度和政策。”[8]

同時，英殖推行社會改革，也與來自倫敦的政治壓力有關。香港制造業的成功發展，引起了英國工商界及工會的關注，他們批評香港欠缺勞工保障和福利使港商可以大幅減低生產成本，以低價將產品輸出外地，包括英國本土，損害英國工商業。

麥理浩，圖片來源：wiki

與工黨政府有密切關系的智庫“費邊社”發表《香港：英國責任》的報告，大肆抨擊香港漠視勞工權益。面對龐大的政治壓力，英國外交部1976年制訂《香港計劃書》，要求港府必須全力改善勞工福利。雖然麥理浩抗拒《計劃書》提出的大幅度改革，但為了滿足倫敦的要求，也開始大幅增加福利開支。[9]

因此，呂大樂教授指出：“‘麥理浩時代’及其管治的最大特點，不是不談政治，只重視行政管理，而是有十分清楚的政治目的。基于他的外交政治的考慮，他將香港社會經濟發展連系到一個有目標、方向及中、長期考慮的框架。”[10]

英殖時期的香港，政治從來都主導著經濟和社會。所謂以經濟為主導、不問政治的“經濟城市”，只是英殖用以淡化和粉飾殖民統治的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