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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治問題的核心：力量對比問題

從根本上說，香港政治問題的核心，不是有沒有政治、談不談政治的問題，更不是政治、政治矛盾和政治斗爭出現與否的問題，而是在政治斗爭之中的力量對比問題：誰掌握了香港的政治領導權（hegemony）和政治話語權（discourse of power）？誰主導香港的政治發展？是中央、特區及愛國勢力，還是外部勢力與反中亂港勢力？

事實上，英殖引入開放式競爭性選舉，目的都是“企圖把香港變成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阻礙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并實行有效管治，延續英國對香港回歸后的政治影響。”[15]

因此，回歸二十多年，香港政治發展出了問題，關鍵是在中央授予高度自主權的情況下，特區及愛國勢力未能實際上（不是名義上）掌握政治領導權和政治話語權，無法確保香港政治有序平穩發展，也無法確保我方的政治思想在意識形態中占主導地位。

造成這個現象的因素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方長期不問政治、回避政治的態度。已故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乃強指出：“香港的亂局，并非出于我們講政治，而是自己多年不講政治，讓反對勢力大講政治。解決方法是我們也講我們的政治。”[16]換言之，問題不在政治或政治化本身，而是我方沒有搞好政治，沒有牢牢掌握政治領導權和政治話語權。

揮之不去的政治問題

2019年“黑暴事件”后，中央出手制定《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香港政治生態大變。“經濟城市論”者認為，香港自此便重回“經濟城市”，無需再理會政治。

的確，中央運用法律和行政手段，成功將反中亂港勢力壓下去，改變了雙方的力量對比，但不代表自此一勞永逸，無需要理會政治。事實上，中央強調“愛國者治港”，從硬性的法律及制度建設，到軟性的愛國主義教育，都是在重新確立基本的政治原則。

政治、政治矛盾和政治斗爭必然長期存在，這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斗爭雙方的力量對比關系在不斷和迅速地變化著。此消不一定彼長。況且，在“港人治港”下，香港的從政者總不能期望凡事由中央出手解決。這意味著治港者有很多政治問題要處理，有很多政治工作要做。

現在，反中亂港勢力雖然被壓下去，但香港社會民情基本不變，支持或同情反中亂港勢力的港人實際上仍不在少數，如果加上“中立”的，甚至要超過半數，反中亂港勢力則伺機而動。

“顏色革命”之父吉恩·夏普指出：“在民眾感到無能為力和恐懼的情況下，最初交給公眾的任務必須是低風險、建立信心的任務。這類行動——例如以不同尋常的方式穿衣——可以公開表達異議，并給公眾一個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參與異議行動的機會。在另一些情況下，可以以（表面上）比較次要的非政治性議題（例如爭取安全供水）作為集體行動的焦點。戰略家們應當選擇這樣的議題：其價值能夠得到廣泛認可而又難以拒絕。在有限的運動中取得勝利不僅能解決具體的不滿，還能使民眾確信他們真正擁有潛能。”[17]

吉恩·夏普相信，這類行動“有助于確保取得一系列勝利，不僅對士氣有利，也有助于在長期斗爭中逐步增加自己的優勢，轉變力量對比。”[18]

吉恩·夏普，圖片來源：prio.org

從反中亂港勢力對于野豬問題及防疫抗疫工作的宣傳炒作，包括呼吁市民拒絕接種疫苗和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序，以及將撲殺倉鼠的措施說成是“大屠殺”，可以看到他們的行動相當符合吉恩·夏普的“政治反抗”策略，利用看似非政治性議題進行政治炒作。

而且，外部勢力不會停止打“香港牌”，必定會繼續利用香港抑制國家發展，繼續“搞局”。因此，政治斗爭肯定不會消失，而政治工作、對治港者的政治要求，包括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以及對政治人才的需求（而造成香港政治人才匱乏，正是英國的殖民統治），也肯定不會比以往少。香港的部分從政者如果繼續過去那種不問政治的態度，恐怕會再次釀成錯誤。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以至抗疫都是政治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既強調“民心是最大的政治”[19]，也強調“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可見，民心與民生這兩個“最大的政治”是相通的、統一的。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爭取民心的重點，表面上是非政治性議題，但本質上就是政治：

宏觀而言，經濟向什么方向發展、民生要惠及那些民眾，這些都是政治。例如，港府與愛國陣營經常強調香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但何謂“國家發展大局”？如何融入？融入的目的是單純以自身利益出發去“占便宜”，還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又該如何應對？這都是政治問題。[20]沒有思想政治引領，欠缺政治思維，經濟發展就會迷失方向；

微觀而言，處理經濟民生問題，當中牽涉不同持分者和利益集團，如何處理各方力量之間的關系和矛盾，如何化解各種阻力，這也是政治。不問政治、空談經濟，是不可能做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

哪怕是現時面對來勢洶洶的新一波疫情，特區政府的抗疫路線到底是選擇內地的“動態清零”策略，還是選擇西方的“與病毒共存（實為‘對病毒躺平’）”，特區政府的抗疫措施是選擇向內地學習，還是選擇繼續抗拒內地的防疫做法，這些都是政治問題。

事實上，現時香港就有些人以“抗疫政治化”為由，揚言關于香港抗疫策略的討論變得“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批評“動態清零”是不科學、不切實際的政治口號，從而鼓吹“與病毒共存”；也有些人十分抗拒內地的抗疫做法，揚言“若全部由內地派員來港處理，更可能打擊一國兩制”。假如不正視這些政治言論，任由其發酵，將會繼續影響社會和市民，不利特區政府的抗疫策略及工作。

抗疫當然有很重要的科學因素，但不是1+1=2那般“純粹”，而是政策的選擇。選擇某種政策，就有可能要民眾讓渡某些權利，采取另一種，則可能讓更多的人健康受損，甚至失去生命，也可能導致長期不能與內地順暢通關，引發更多經濟民生問題，這些孰輕孰重的判斷，怎么不是“政治”？

民主政治發展可能引致的政治問題

《白皮書》指出，“一個政治民主、法治健全、自由開放、包容和諧、繁榮穩定、胸懷祖國、面向世界的香港必將更好地呈現在世人面前”，這顯示了中央沒有否定民主政治，認為只是民主政治的發展過程出了問題，而非民主政治本身是問題。

作出調整后，中央仍然肯定民主政治發展，強調發展香港民主政治的目標和決心不變。這意味著治港者將會繼續面對民主政治的發展會導致的各種政治問題。

如上述，香港政治問題的核心是力量對比問題。中央、特區及愛國勢力實際上能否掌握政治領導權是重中之重。然而，民主政治的發展過程可能引致的各種政治問題，如果不好好處理，便有可能對社會造成不穩，成為對力量對比產生變化的因素。

首先，民主政治的意思，是人民當家作主，有權參與管理公共事務。讓人民群眾“弘揚主人翁精神，發揮主體作用”，積極主動參與選舉、協商、決策、監督等，在各個層級、各個領域參與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管理，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元素。民主政治的發展需要民眾廣泛的政治參與。

然而，面對著過去英殖對港人的影響（包括對政治無知，以及對開放式競爭性選舉的迷信），加上社會民情基本不變的情況，如何在促進民眾的政治參與意識，發展民主政治的同時，確保民眾有序參與政治，使民主政治有序發展，這就是政治問題。

更重要的是，《白皮書》提到“中央政府將繼續……為最終實現行政長官和全部立法會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而共同努力。”這意味著，中央仍然肯定普選，仍然把實現雙普選視為香港民主發展的“既定方向”[21]。

如何處理普選的開放性及競爭性與社會穩定性之間的矛盾，如何管控選舉政治的發展，如何處理香港社會、因過去引入開放式競爭性選舉而產生對選舉民主的根深蒂固的迷信，這都是一連串需要面對的政治問題，考驗著治港者的政治智慧。

然而，無論如何，期望香港能重回“經濟城市”、期望港人重新成為不問政治的“經濟動物”，不單只不符現實，而且與民主政治相違背。

結語

“香港是個經濟城市”，這已是老生常談。不過，政治與經濟本來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辯證關系，不可能將兩者截然對立開來，也不存在所謂的“經濟城市”或“政治城市”。

2019年后，中央將反中亂港勢力壓下去，改變了雙方的力量對比，但不代表自此無需理會政治。政治、政治矛盾和政治斗爭會長期存在，斗爭雙方的力量對比在不斷和迅速地變化著，而經濟民生本質上也是政治，意味著治港者仍有很多政治問題要處理，有很多政治工作要做。面對政治、重視政治，不但不是壞事，而且是必須的，因為我們根本無法回避政治。

最后，本文謹以毛澤東同志的一段話作結：“政治向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務，那會成為迷失方向的經濟家和技術家，很危險。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它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22]

注釋：

1. 沙半山：“【政壇諸事町】容海恩金句成熱話　自抽：唔講政治都要譴責許智峯”，《香港01》，2018年5月1日。

2. 《恩格斯致瓦·博爾吉烏斯》，1894年1月25日。

3. 張宇：“深刻把握社會主義條件下經濟與政治的辯證法”，《人民日報》，2016年12月15日。

4. 列寧：《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錯誤》，1921年1月25日。

5.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一講——三民主義》，1924年3月9日。

6. 強世功：《“行政吸納政治”的反思》，2014年12月13日。

7. 呂大樂：《那似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中華書局（香港），2012，頁154。

8. 李彭廣：《管治香港：英國解密檔案的啟示》，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12，頁62。

9. 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中華書局（香港），2012，頁161-165。

10. 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中華書局（香港），2012，頁182-184。

11. 吳增定：《行政的歸行政，政治的歸政治》，《二十一世紀》2002年12月號總第七十四期。

12. Lam Wai-man,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Hong Kong: The Paradox of Activism and Depoliticiza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4).

13. 金耀基：《行政吸納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香港之發展經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5，頁15。

14. 曾銳生：《管治香港：政務官與良好管治的建立》，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頁82。

1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2021年12月。

16. 劉乃強：《宣傳愛國要從反殖入手》，2016年8月21日。

17. 吉恩·夏普：《從獨裁到民主——解放運動的概念框架》，1993年。

18. 同上。

19. 習近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學習時報》，2015年8月3日。

20. 邵善波：“香港是如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信報》，2022年1月20日

21. 張勇：“‘雙普選’”仍是香港民主發展既定方向，《星島環球網》，2021年3月30日。

22. 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958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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