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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危機

此外，爆發全球金融危機的風險日益增加。去年年底，全球頂級富豪馬斯克曾揚言經濟危機“可能在2022年春季或夏季到來，但不會遲于2023年”。雖然馬斯克沒有解釋為何有此判斷，但從現時形勢發展，馬斯克的判斷不無道理。

美國正經歷40年來最高的通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5月11日公布的4月通脹數據，消費物價指數（CPI）按年升8.3％，接近40年來最高的通脹水平，遠高于美聯儲設定的2%平均目標。

為了降低通脹，美國將無可避免要加息、收緊貨幣政策。美聯儲5月議息會議決定加息半厘，是自2000年來單次加息最大幅度，并宣布于6月1日開始縮表，正式開始加息周期。美聯儲主席鮑威爾重申，如果經濟表現一如預期，在6月和7月的議息會議將會每次加半厘。

雖然加息可以相對緩和美國國內通脹，但產生的副作用極大，最明顯的是會使原先在別國投資的資金回流美國，導致高外債國家外債加重及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面臨貶值壓力，繼而引發這些國家出現債務危機和經濟衰退，并很可能觸發區域性，以至全球性經濟和金融危機。

上世紀80年代初至今，世界多次發生的經濟和金融危機多與美國加息有密切關系?？梢灶A料，隨著美國展開加息步伐，全球金融市場將會進入一段長時間的震蕩期，加上新冠疫情、俄烏局勢等不明朗因素的影響，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并非不能預見。

當然，以上這些風險挑戰都是大概能夠預測的“灰犀牛”，但下屆政府肯定要面對其他無法預測的“黑天鵝”，正如毛澤東提出的“十七條困難”，最后一條就是“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對策建議

對于疫情，香港并非如一些悲觀派所言，注定無法“清零”。事實上，香港并非沒有“清零”的條件，問題在于領導是否相信可以“清零”。

現時香港醫學界不少專家都支持共存，坊間提出的醫務衛生局局長人選也有支持共存的。因此，李家超組班時，必須揀選一些熟悉國家“動態清零”的做法、相信這套做法是可行的，并且有決心執行的人士出任主責抗疫的主要官員，包括但不限于醫務衛生局、民政及青年事務局的局長等，去統籌和落實抗疫工作。

特別是接下來應確定是否需要，以及何時推行全民或大規模強檢，并為此制訂具體的執行方案?？紤]到香港的實際情況，強檢很可能要進行不止一輪，而是多輪，才能把絕大多數感染者識別出來，并且要大量隔離設施，把確診者和密切接觸者隔離。

總之還是務求盡快管控疫情，達致“清零”，恢復與內地正?！巴P”，然后在“外防輸入、內防反彈”下，逐步恢復與海外的正常往來，并為應對往后的第六、七、八波做好準備。這樣才能夠在未來疫情初起時快速、精準地切斷傳播鏈，不任由病毒造成持續性的社區傳播和規模性的疫情反彈。

對于民情，在《港區國安法》的震懾力下，相信香港短期內再出現動亂的機會甚微，但期望民情短期內會有大幅改變，并不實際。應對香港民情的對策，道理上與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策略總方針相似，都是“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

對于那些頑固的激進分子，期望他們短期內改變立場極為艱難，唯有利用法律和執行力量將他們管控好，孤立他們。雖然中央制定《港區國安法》，但特區政府為《基本法》23條立法的“憲制責任”仍然存在。

更何況《港區國安法》并不能涵蓋所有涉及國家安全的范疇，意味著下屆政府除了要馬上為《基本法》23條立法，往后更要隨著形勢變化，修訂或補充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和機制，特別是信息流通方面，現時激進分子仍然可以通過“連登討論區”和Telegram發布煽動訊息，這是李家超政府必須正視的漏洞。

2018年俄羅斯政府曾下令封鎖Telegram，最終失敗，2年后解除禁令。如此看來，管控好這些網絡平臺絕對不是件容易的事。

2021年7月，時任香港政務司司長的李家超接受采訪時表示，正籌備基本法23條立法工作，圖片來源：鳳凰衛視視頻截圖

對于普通香港市民，他們中的不少人，也許或多或少對特區政府有不滿，也因為歷史因素和西方及本地反對勢力的宣傳而對內地政府缺乏好感，但以寬松的愛國者標準來看，他們都是愛國者，不能把這么一大批香港市民通通劃分為非愛國者，當成敵人處理。

因此，下屆政府要積極爭取香港市民的支持，特別是針對深層次問題，以實際政績來爭取民心，把市民的不滿情緒疏導好，把社會矛盾管控好。正如李光耀所言：“要提高你們的政治意識，再多的政治教育、討論和煽動，也比不上你們有這些切身利益來得有效。”往后重組的政策研究組，也要積極發揮輿情監察的作用，了解民情變化，避免激化矛盾。

同時，下屆政府要積極發展進步力量，抓緊教育、媒體等意識形態領域，培養出新生的愛國力量，并要積極培養愛國者成為賢能的管治人才，壯大愛國力量，長遠使整體民情逐步調整。

國際政治及經濟形勢方面，香港處于相對被動的情況，畢竟往后西方國家對香港實施制裁，制裁會到什么程度，主動權不在我方而在西方國家手中，特別是視乎美國是否決心與中國全面對抗。

假如西方國家全面制裁中國，投下“金融核彈”，對香港的經濟和金融難免是災難性打擊，但認為特區政府只可到時見步行步，或者斷定西方國家會投鼠忌器，為了自身在華利益而放軟手腳，都是不切實際的想法。更何況，即使美國不主動出擊，出現幾率越來越高的全球經濟及金融危機也會對香港造成沉重打擊。

為了把破壞減到最低，下屆政府必須“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毛澤東語），預先做好準備，制定不同的應對方案。早前有報道指，金管局面對不同場景，例如被逐出SWIFT系統、資產被凍結等，制定了不同的應變預案，并一直與人民銀行保持緊密溝通，這是好事，但可能還不足夠。

除了做好預案，香港是否有一些可以主動做、能夠減低沖擊的工作呢？筆者并非金融方面的專家，只是門外漢，無謂班門弄斧，但現時已有不少學者和專家提出一些建議，例如檢討和調整聯系匯率、參與中國的CIPS結算系統、積極發展區塊鏈技術、擴大人民幣離岸市場的規模和比重等，值得當局關注和考慮。

此外，現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設有“緊急應變系統”，另備有不同事故的特定應變計劃，由保安局負責，主要針對的是嚴重影響市民生活的事故，例如自然災害。2018年，六個紀律部隊則組成了“跨部門反恐專責組”。但香港接下來面對的危機涉及不同領域，特別是金融方面，現行的救災、反恐機制就不足以應對。

因此，下屆政府可參考中央的“國務院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小組”，設立專責統籌協調應對金融危機工作的“金融危機應變小組”，由財政司司長擔任組長，就應對金融危機和制裁作統一高層部署，統籌協調香港的監管機構、港交所等重要金融機構及相關政府部門的行動，并設置專責對接內地金融監管部門的工作小組，以加強合作和溝通，并與海外監管部門和金融機構保持密切聯絡，為應對金融危機和制裁作好準備。

結語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也是正式進入“50年不變”中期的一年，而接下來的五年，更是“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香港作為中國與西方的橋梁，隨著國際和地緣局勢變化，再加上本地固有的問題，可以預料香港接下來的五年可能依然荊棘滿途，無可避免要面對無數的風險挑戰。李家超政府能否帶領香港應對危機、走出困局，是對“港人治港”的真正考驗，他們“肩膀上的擔子重，責任大??！”（鄧小平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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