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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梁韋諾】

一、前言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是“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的第二十五周年，也是鄧小平首次公開提出“一國兩制”構想四十周年。

對此，有人說這象征著中央承諾的“五十年不變”走到一半，也有人比喻今年是“一國兩制”“下半場”的開始。

由于《基本法》第五條訂明“五十年不變”，不少人慣常地把“五十年”看得很重，甚至視為一個“大限”。然而，據港澳辦前副主任李后和前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黃文放的回憶，在制定十二條對港方針政策的過程中，中央一直認為對港政策是“長期不變”，但為了更讓港人和投資者放心，才提出一個年期（先有人提出“三十年”，但大家覺得三十年太短，于是提出“五十年”）。[1] [2]

鄧小平也指出：“一九九七年以后我們談的這一套會不會變？我們說不變。只講不變還是空的……我們先來個五十年不變好不好？五十年夠長了。講五十年比不講年限好，更能使大家放心。”[3]

鄧小平強調“五十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4]，意味著“五十年”在中央眼中從來只是概數而非確數，說今年象征著“‘五十年不變’走到一半”并不準確，我們不應經常強調50年，凡事都以50年為一個時段來計算，或甚以50年來劃分“一國兩制”的上下半場。

1990年2月，鄧小平與江澤民等同志會見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的委員。圖片來源：新華社

而且過分強調“五十年不變”是承諾，反而容易引起誤解，以為中央對“一國兩制”不是抱著積極發展的態度，維持“一國兩制”僅僅旨在信守承諾，或認為50年后既然無承諾要守，中央便可馬上改變“一國兩制”。

鄧小平曾說，“一國兩制”會不會變，“核心的問題，決定的因素，是這個政策對不對。如果不對，就可能變。如果是對的，就變不了。”[5]

今年是“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的第二十五個年頭，即實踐了四分一世紀，的確是個適當時機對“一國兩制”的實踐作個小結，回顧“一國兩制”的實踐經驗，探討“一國兩制”的得失。

過去一直有不少對“一國兩制”實踐的討論，站在“成敗”兩極的雙方爭論不斷，卻往往尤如“雞同鴨講”。因此，筆者希望此文可以厘清坊間對“一國兩制”的一些誤解和迷思。

二、判斷“一國兩制”實踐成功與否的兩個客觀標準

經歷“修例風波”和新冠疫情后，不論是國外還是國內，都有不少人揚言“一國兩制”實踐已經失敗。當有人說“一國兩制”實踐成功時，總會惹來不少質疑和批評。況且，中央出手制訂《香港國安法》和完善特區選舉制度后，特區政府官員也多番強調“‘一國兩制’重回正軌”，仿佛在批評過去“一國兩制”脫了軌、失敗了。

事實上，判斷“一國兩制”實踐成功與否，不能單靠主觀感覺，也不是口講說它行就行、說它不行就不行，而是有客觀標準，如鄧小平所言：“我們提出這個構想時，人們都覺得這是個新語言，是前人未曾說過的。也有人懷疑這個主張能否行得通，這就要拿事實來回答。”[6]

在我看來，判斷“一國兩制”實踐成功與否，有兩個客觀標準：

第一，“一國兩制”能否實踐？

第二，“一國兩制”能否實現原來的目的？

第一個標準：“一國兩制”能否實踐？這是基本標準。假如“一國兩制”只是個不能實踐的構想，一切便無從談起，而且是要能夠長期實踐，不是到了五、十年后就行不通。

由于“一國兩制”是史無前例的新事物，而且在“冷戰”背景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長期被視作互相對立、水火不容的兩種社會經濟制度，因此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構想時，也受到國內外不少質疑，認為在一個國家內實行兩種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是不可能的事。即使短期內能夠勉強維持，長期也一定失敗。

事實上，任何對于“一國兩制”的討論，都必須回到“一國兩制”本身。但回歸至今仍然有不少人搞不清楚“一國兩制”的基本內涵，特別是“兩制”，不少人經常錯誤地理解為單純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然后視中央一切干預為破壞“一國兩制”。

事實上，“一國兩制”與“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雖同為中央對港的特殊方針政策，但三者并非同一層次。“一國兩制”是本、是總方針，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政策，如港澳辦前主任魯平所強調：“為使‘一國兩制’方針付諸實踐，必須采取讓香港人管理香港和允許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的政策。為了保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需要熟悉資本主義運作的香港人來管理自己。”[7]

據黃文放所言，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根本依據是，“一國兩制”要維持香港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但中央考慮到內地官員一來不熟悉香港的情況，也不認識資本主義制度的運作，二來對資本主義普遍存在負面看法，所以認為從內地派人去管香港一定管不好，加上當時中央充分相信港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而且由港人自己去管理香港更能讓港人安心，才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8]

更常見的誤解，是把“兩制”有差異，理解為“兩制”只講差異，必須維持一切既有的差異，然后衍生出各種奇怪的說法，例如認為多了港人說普通話、寫簡體字，便是破壞“兩制”，變成“一國1.5制”。

又例如，早前因料有暴雨，澳門和珠海宣布翌日停課，而香港沒有跟隨同樣做法，有人稱贊此舉捍衛了“兩制”，揚言如果香港也停課，就等如“兩制”被破壞。

鄧小平曾說：“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臺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9]換句話說，“一國兩制”的基本內涵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國家的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維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

基于這個標準，“一國兩制”實踐成功與否，要看兩方面：

1.“一國”是否出現根本變化，即中國對港主權發生變化，無法對港行使主權，甚至形成名義上或實際上的獨立政治實體等；

2.“兩制”是否出現根本變化，即變成“一國一制”，香港改為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或國家的主體改為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1997年中國對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回歸祖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實行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從事實來看，回歸二十多年以來，“一國”沒有改變，國家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仍然屬于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仍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

而且，回歸至今，“兩制”也沒有改變，香港仍然實行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而且運作良好，為國家的社會主義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補充作用，并成功維持原有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沒有改為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而國家的主體仍然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沒有改為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在這個標準下，“一國兩制”實踐是成功的，是科學且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