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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必須把制度與治理區(qū)分開來。資本主義制度提供的是運作的基本架構(gòu)和原則，但在這個制度基礎上，管治者有相當空間去決定如何治理。如在第五波疫情中，某些情況確實反映出資本邏輯的影響，例如有私家醫(yī)院或私營檢測機構(gòu)收取極其高昂的檢測費用，有藥房將消毒藥水、酒精、口罩等防疫物資囤積、哄抬物價，借機發(fā)災難財，但這些都不是導致疫情爆發(fā)的原因。

事后看來，第五波疫情初期，香港政府大有機會將疫情控制，哪怕已發(fā)展至葵涌邨爆發(fā)，政府也有足夠能力封控整個區(qū)域，避免繼續(xù)擴散，但輕視這個情況，沒有好好把握機會，導致疫情蔓延至整個香港。這與是否采取資本主義制度無關(guān)。

事實上，同樣是在“一國兩制”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澳門，就有不錯的抗疫表現(xiàn)，可見資本主義制度并非抗疫成功與否的關(guān)鍵，有很多因素會影響政府的抗疫工作，特別是管治者的能力和表現(xiàn)。

當然，筆者不是說資本主義毫無問題。事實上，中央提出“一國兩制”方針，從來不是因為資本主義完美無瑕，或者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優(yōu)越。資本主義制度的確有很多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需要好好疏導、化解、緩和及管控，但關(guān)鍵在于，這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是不是導致那些影響或阻礙實現(xiàn)“一國兩制”目的的情況、問題和挑戰(zhàn)出現(xiàn)的主要原因。

況且，這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回歸前已經(jīng)長期存在，例如為人詬病的“劏房”問題，如果讀者看過1992年上映的香港電影《籠民》，就會知道類似（甚至更惡劣）的問題在英治時代也長期存在，只是港英政府一直不處理。又例如貧富懸殊，回歸前已長期存在，也是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或地區(qū)要面對的問題。

當然，筆者不是說這些問題“存在即合理”，它們必須得到正視和解決，但與“一國兩制”本身無關(guān)。而事實上，“一國兩制”也沒有阻礙香港政府管控及解決這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如鄧小平所言：“我們講制度、生活方式不變，但不合理的要變，將來產(chǎn)生的中國香港政府就要管這些，大的不變，小的有些變。”[15]

將問題歸罪于資本主義制度的人，往往會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主張，例如建議“在香港引入一定的社會主義性質(zhì)的政策和管治方式”[16]（至于何謂“社會主義性質(zhì)的政策和管治方式，論者沒有說清楚，只提及是包括“民生的回應、經(jīng)濟基礎結(jié)構(gòu)的轉(zhuǎn)型及政府非常強的干預和分配”，但這些政策和管治方式資本主義國家也有，并非“姓社”），甚至主張放棄“一國兩制”、把香港資本主義制度改造成社會主義制度。

近年，中央一再強調(diào)，要確保“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但不代表中央已經(jīng)認定了回歸至今“一國兩制”已經(jīng)變形走樣。基于對香港問題的正確認識，中央運用原有對香港的管治權(quán)（香港特區(qū)從來都是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中央一直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quán)，而非2014年提出“全面管治權(quán)”概念時才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quán)），在維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為前提和原則下，對香港作出了相應的調(diào)整，包括建立健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zhí)行機制，以及完善香港選舉制度。這沒有違反“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也沒有改變國家對港的基本方針政策。

五、總結(jié)與前瞻

總的來說，回歸至今這四分之一世紀，“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是成功的，“一國兩制”是行得通，是能夠長期實踐的，而“一國兩制”的基本目的也能實現(xiàn)。雖然實踐過程中出現(xiàn)過一些情況、問題和挑戰(zhàn)，但沒有改變“一國兩制”成功實踐這一事實。這些情況、問題和挑戰(zhàn)也并非“一國兩制”所致，而是香港一制之下的問題。在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下，中央出手對香港進行調(diào)整，過去出現(xiàn)的情況、問題和挑戰(zhàn)基本上得到了緩和及管控。

然而，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可以預期“一國兩制”實踐會遇上更多的新情況、新問題和新挑戰(zhàn)，但我們要保持對“一國兩制”這個基本國策的信心，不應因為一時的困難和挑戰(zhàn)，就對其失去信心，輕言失敗。

基于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經(jīng)驗，加上社會主義中國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兩者長期并存的現(xiàn)實情況（雖然中國將在2049年即“第二個百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但到其時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仍將長期存在，畢竟“資本主義最終消亡、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必然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17]），香港作為兩者之間的橋梁和緩沖區(qū)，總有其獨特的價值和功能，將可繼續(xù)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發(fā)揮補充作用。須知道，香港的獨特價值和功能從來不在于多或少，而在于有或無。

隨著國家發(fā)展起來，香港的價值和功能比以往相對減少是必然趨勢，反而過去如此強是基于中國國力衰弱此一不健康、不正常的狀態(tài)，鄧小平也曾考慮到這點，指出：“中國根基在大陸，不在臺灣，不在香港。四化建設，香港出了點力。以后甚至出力更小也有可能。”[18]

但這沒有改變中央推進“一國兩制”實踐的決心，因為一來香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始終有其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和功能，二來改變“一國兩制”，對香港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把香港原有資本主義制度改為社會主義制度，這并非只是改名、改法例那般簡單，而是涉及經(jīng)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根本性變革，此大變肯定會造成嚴重動蕩，香港將成為“一個蕭條的香港，后遺癥很多的香港”[19]，也會成為“國家的包袱”[20]，對國家有害無益。

同樣的道理也可應用在臺灣身上，因此鄧小平曾指出：“即使使用武力方式解決臺灣問題，臺灣的現(xiàn)狀也可以不變。它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一個區(qū)，還保持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21]

這樣一來，我們才能理解，為何中國共產(chǎn)黨的十九大把“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tǒng)一”確定為新時代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14條基本方略之一，十九屆四中全會把“堅持‘一國兩制’，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wěn)定，促進祖國和平統(tǒng)一”列為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所具有的13個方面顯著優(yōu)勢之一。

由此可見，“一國兩制”沒有變的理由，它是符合中央一如以往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方針。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肯定，中央將會堅定不移地把“一國兩制”貫徹下去，50年后“一國兩制”也不會變，我們要有這個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