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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的發展經濟學，現在學界把它稱為結構主義。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這些擺脫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發展中國家，他們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追求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民富、國強：希望老百姓的生活能夠和發達國家一樣，這叫民富；希望國家實力和發達國家一樣，能夠平起平坐，這叫國強。

怎么實現民富、國強呢？從民富來看，必須要讓工人的勞動生產力水平達到和發達國家同樣的水平，那么工資收入水平才有辦法達到和發達國家一樣的水平。如果要讓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勞動者的勞動生產力水平要和發達國家一樣高，前提條件是什么呢？就是必須擁有和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現代化，當時是資本很密集的大工業。不擁有這些先進的大工業，就不可能有很高的勞動生產力水平去支撐很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從國強來看，必須要有很強的國防實力，國防實力依靠軍事工業，當時的軍事工業同樣也是最先進的資本很密集的大產業。

因此，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當時的發展經濟學都是想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這些非常先進的現代化的資本很密集的大產業。可事實上碰到的挑戰是什么？大家都知道這些大產業很重要、很好，可就是在市場當中自發發展不起來。當時的認識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市場失靈，靠市場配置資源，這種現代化的大產業發展不起來。為什么市場會失靈呢？因為他們當時都是農業經濟國家，繼承了很多農業社會的生活習慣、價值體系、生活方式，儲蓄率低、缺乏投資意愿、沒有現代化思維等等，這些“結構性”因素造成發展中國家市場失靈，沒有辦法積累資本，并把資本配置到現代化的大產業，所以，第一代發展經濟學被成為“結構主義”。

“結構主義”所提出的政策處方是：既然是由于發展中國家市場失靈，無法由市場配置發展大產業，那么自然必須用政府干預、政府主導的方式，去發展現代化的大產業。當時推行的政策，后來一般稱之為進口替代戰略。這些發展中國家，本來是出口農產品或者自然資源產品，進口現代化的制造業產品，現在要自己生產，因此叫進口替代戰略。這個理論聽起來很有道理，在世行工作時我到很多發展中國家去，他們的許多知識分子還接受這種觀點，其實現在國內很多知識分子也看不出來這個邏輯推論的缺點，不少還是主張中國應該發展先進大產業，才能趕得上發達國家。但是，在這樣一個進口替代戰略的政策引導下，這些發展中國家普遍出現的狀況是什么？起初會有幾年的經濟快速增長，但是把現代化大產業建立起來以后，經濟效率非常低，接著就是停滯，各種危機，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而且還在擴大。

二次大戰以后有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成功追趕的非常少，能夠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到只有兩個，一個是我國臺灣，一個是韓國。中國大陸可能到2025年左右，會變成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第三個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1960年有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到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時也只有13個進入到高收入，這13個當中有8個是西歐周邊的國家像西班牙、希臘、葡萄牙，本來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就很小，或者是石油生產國，另外5個就是日本和亞洲四條小龍。

從這幾個少數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來看，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他們的發展政策從當時的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除了與西歐本來就差距不大的國家或者是石油生產國，這些東亞經濟體在50年代、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發展的主要是傳統的勞動力密集的小規模制造業，而不是結構主義所主張的大規模、現代化、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當時東亞推行的不是進口替代戰略，而是出口導向的戰略。從結構主義的理論來看，這是一個非常笨、非常不可思議的發展路徑，因為發達國家的產業那么先進，生產力水平那么高，發展傳統的勞動力密集型的小規模的生產力水平很低的制造業，怎么能趕上發達國家？但事實證明，后來真正趕上的只有那幾個，結構主義的政策被認為是錯誤的。

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在想方設法去追趕發達國家，中國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其他發展中國家也都希望自己能夠民富國強。按照當時的盛行的結構主義在“認識世界”上很有力，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窮的是因為勞動生產力水平低。為什么勞動生產力水平低呢？是因為沒有像發達國家那些先進的大產業。那些先進的大產業為什么發展不起來？是因為市場失靈，資源沒有辦法到那些產業去。

同樣地，80年代中國開始轉型的時候，計劃經濟效率為什么那么低？因為政府扭曲干預太多，政府有扭曲、有干預，就會有資源錯誤配置，效率自然會低。新自由主義和其政策處方“華盛頓共識”認為，計劃經濟之所以發展不好是政府失靈，這個看法很有說服力。但是按“華盛頓共識”的處方推行的結果卻跟理論預期不一樣。實際上現在少數幾個轉型期維持穩定和快速發展的，都采用了漸進的雙軌的這種當時認為最糟糕的轉型方式。

因此，非常值得我們去思考，為什么上述理論可以把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或者是轉型中國家的問題講的一清二楚，可是按照那些理論的處方去做基本上都失敗了？問題出在什么地方？問題在于他們老是以發達國家做參照系，老是看發達國家有什么、發展中國家缺什么，就建議發展中國家去擁有發達國家擁有的，或者是看發展中國家什么東西做不好，發達國家什么東西能做好，就建議發展中國家按照發達國家那樣去做。這樣的出發點很好，但是，從改造世界的角度來看卻失敗了。我主張“唯成乃真知”，如果來自發達國家的理論無法幫助我們改造好世界，就不是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的理論，我們就需要自己去認識現象，提出新的理論能夠改造好世界的理論。

當我開始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我主張回到亞當·斯密，但不是回到《國富論》的結論，而是回到亞當·斯密獲得《國富論》的結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