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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劉燕婷】

在國產劇集出海的板塊中，阿拉伯是最難想象的地帶。

原因也很直接，在普羅大眾的認知中，中國與阿拉伯不只語言不通，還存在極高的文化壁壘，不像中日韓至少同屬漢字文化圈，也不如中美歐至少有長期“交手”的復雜情結，中阿之間雖有“絲綢之路”的過往，但講到當代文化交流實踐，似乎就像阻隔雙方的茫茫大漠，乏善可陳、一片死寂。因此談到阿拉伯人看國產劇，多數人的好奇并不是“阿拉伯人看什么國產劇”，而是“阿拉伯人為什么要看國產劇”。

確實，在西方長期掌控全球話語權、中東又被歐美先后宰制的背景下，阿拉伯與中國的當代文化交流相對稀薄。但稀薄不意味沒有，更不代表永遠停滯。10年之前，世界無法想象沙特伊朗會在北京宣布復交，也沒人能預見“一帶一路”會在中東遍地開花。面向阿拉伯世界，中國如今的政治經濟角色大幅增長，文化角色自然也有所不同。

中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中），沙特阿拉伯代表、國務大臣、內閣成員、國家安全顧問艾班（Musaad bin Mohammed Al Aiban，左），伊朗代表、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沙姆哈尼（Ali Shamkhani，右）2023年3月10日共同簽署協議，沙伊同意恢復外交關系。（圖片來源：外交部）

以筆者2016年的埃及經驗為例，在開羅的哈利利市集（Khan el-Khalili）中，筆者就遇見不少能用中文兜售商品的小販，這當然不代表中文已在埃及普及，卻至少反映中國經濟起飛后，民眾購買力提升、中國游客成為“強大買家”的現實，所以當地攤販除了原本必備的英文、日文，也紛紛學起中文；到了埃及南部的路克索（Luxor），于正的《美人心計》正在當地電視上播送，且全劇采阿拉伯語配音，林心如、楊冪、王麗坤等人都“說著”多音節的急促語言，頗有喜感。這背后當然是中埃關系升溫后，北京積極進行文化輸出的結果，畢竟從翻譯臺詞、接洽電視臺到尋找配音團隊，都不是簡單工程。

而2016年路克索的驚鴻一瞥，成為筆者日后撰寫論文《為阿拉伯世界翻譯中國》的靈感來源，也是筆者關注“國產劇出海”的知識起點。當然，國產劇在阿拉伯的發展脈絡不同于日韓，后者更多是文化牽引、渾然天成，前者則更多是政策引導、后天養成。但也正因如此，才更能體現“國產劇出海”背后的硬實力意義。

從“革命導師”到“發展導師”

從地緣視角來看，阿拉伯世界作為亞非拉“全球南方”的重要板塊，始終是中國的重點耕耘對象，早在“國產劇出海”前就是如此。當然，這背后也是龐大政治與文化工程的長期積累。

回顧過往，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中阿對彼此來說都是異域。雙方即便有“絲綢之路”的前塵往事，但這更多是當代學者論及中阿關系時，才會溯及的歷史名詞，事實上在19世紀以前，中阿即便有經貿互動，對彼此的認識都不深入。這背后除了地理因素，當然也與13世紀阿拔斯王朝崩解后，阿拉伯世界長期分裂、缺乏政治與歷史知識主體有關。

19世紀后，西方的全球擴張意外促進阿拉伯人進一步認識中國：在殖民體制下，阿拉伯知識分子通過西方報刊雜志，看到一個改革不如明治維新徹底、在甲午戰爭輸給日本的東方弱國。當然，這種形象來自西方的知識體系，也不只在阿拉伯世界流傳，卻在當年相當深入人心。1931年馬堅（日后的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一至五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知名穆斯林翻譯家、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阿拉伯語翻譯）等留學生抵達埃及時，當地人普遍不知中國有穆斯林，卻有不少人知道中國敗給了日本。

而扭轉這一切的起點，便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全球左翼狂潮，讓中國擺脫了“弱者”姿態，獲得“革命”的新面孔。1950年代起，反帝反殖運動在亞非拉地區燎原，通過馬堅等前留學生的私人人脈，中國與埃及在1956年建交，同時又借萬隆會議、蘇伊士運河危機等事件，在阿拉伯世界留下了“革命同志”的時代形象。到了1960年代中期，中國在中蘇分裂、文革政治的雙重背景下，開始向阿拉伯世界輸出《毛語錄》、《毛選》等毛澤東著作，同時積極支援亞非拉地區游擊隊，希望成為阿拉伯在內的第三世界“革命導師”。

而毛澤東著作的輸出，是中阿之間第一波大規模翻譯運動，也是第一波大規模政治宣傳活動。而因當年中國的政治實力相對強大，也有較多通曉阿語、漢語的翻譯人才，所以理所當然扮演了主導角色：1967年毛澤東著作的阿拉伯語翻譯組成立，同年阿拉伯語版《毛語錄》出版，首印40萬冊，1968年阿拉伯語版《毛選》出版，首印9.2萬冊。而在埃及已因中蘇分裂靠向蘇聯的情況下，這些出版品大多被運往蘇丹等“遠蘇親中”的阿拉伯國家，一直到1970年代文革外交消退，這波浪潮才告終結。

因此可以說，早在“國產劇出海”前，阿拉伯世界最先迎接的，是中國的“毛主義出海”。但這波出海熱潮無法維持，因為不只全球左翼激情在1970年代消退，中國也在同一時期結束了文革，隨之而來的就是對文革路線的徹底否定、對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反省糾正。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著作的輸出、對海外毛派武裝的援助都告終止，部分巴勒斯坦毛派武裝隨后在1980年代轉型為圣戰組織，借著從毛主義換軌到伊斯蘭來延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