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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列入“政法口”的機關主要有公安部、最高檢察署、最高法院、內(nèi)務部、人民監(jiān)察委員會（監(jiān)察部）、司法部等。1954年憲法頒布后，近代西方意義上的各司法職能漸次建立，促成1956年中共中央設立中央法律委員會，至1958年設立隸屬政治局、中央書記處的中央政法小組，完成“黨管政法”的組織形態(tài)。由于政治變化，司法部和監(jiān)察部在1959年被撤銷，兩高的職能和機構也大幅壓縮。1966年文革開始后，被列入政法口的各機關中斷。1967年8月7日，謝富治在公安部大會上傳遞出“砸爛公檢法”的口號，1967年12月，中發(fā)67號文件決定對公安機關實行軍管；1968年最高檢察院軍代表等提交了一份請示報告，撤銷了高檢院、內(nèi)務辦、內(nèi)務部三個單位，公安部留下少數(shù)人，最高法院留下七八個人的辦案組，地方法院的審判業(yè)務由公安機關軍管會的審批組取代。1967年，在開創(chuàng)全國第一個省級機構被奪權的上海，張春橋甩開上海市公檢法機關，成立上海市政法指揮部，作為市革委會的一個部門。公檢法機構合一，機構間的協(xié)調議事需求消失，中央政法小組和地方黨委對政法工作進行領導、協(xié)調的具體機構工作停止

從1972年起，先是地方法院恢復，到1975年1月四屆人大恢復最高法院，1978年2月，五屆人大決定重設民政部（此前的內(nèi)務部），并通過新《憲法》重新設立最高檢察院，偵查、批捕、起訴、審判、執(zhí)行各職能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結構基本構建。為此，1978年6月中央決定重設中央政法小組。1979年9月，五屆人大常委會恢復司法部，訴訟結構中的代理、辯護職能恢復。又因政治調整，1980年1月中央政法委成立，1980年2月十一屆五中全會恢復1956年中共八大設立的中央書記處，“作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領導下的經(jīng)常工作機構。”至此，1958年6月完成的中共中央對政法工作的領導體制恢復。

這種跨越“一府兩院”等多個機構的議事協(xié)調機制，之所以由黨委主持（習慣稱“牽頭”），是因為在當代中國政體內(nèi)，由國務院或人大等其他機構主持，與政制約束條件沖突。如1988年成立的國家機構編制委員會，作為國務院負責機構改革和管理機構編制的綜合、協(xié)調、監(jiān)督機構，主要職能是審核人大、政協(xié)工作機構、高法、高檢、民主黨派、全國性群眾性團體工作機構的編制。并申明設立根據(jù)為《憲法》第89條第17款的規(guī)定。但是，憲法該款規(guī)定表述為“國務院行使下列職權……審定行政機構的編制”。另外，在人大領導下的“一府兩院”政體下，由國務院在名義上審核人大等機構編制，顯失妥當。因此，1991年改設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統(tǒng)一管理全國黨政機關、人大、政協(xié)、法院、檢察院、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機關及事業(yè)單位的機構編制工作。”

與此情狀類似，在政法事務上，在國務院序列內(nèi)，文革之前曾始終有一個政法方面的統(tǒng)一機制，但出于政體限制，職責嚴格限制在政府序列內(nèi)。1954年10月，國務院成立以政法、文教等為內(nèi)容的第一至第八辦公室，由羅瑞卿和林楓等分任辦公室主任，協(xié)助總理領導有關部門的工作。1959年6月，撤銷國務院一辦，設立國務院政法辦公室，協(xié)助總理掌管內(nèi)務部、公安部的工作。1960年12月，撤銷政法辦公室。1963年4月，設立國務院內(nèi)務辦公室，統(tǒng)一管理公安部、內(nèi)務部、民族事務委員會、宗教事務局等4個單位的政策性問題和重要業(yè)務。這一領導機制，始終未及于法院、檢察院，與兩高的關系是負責“聯(lián)系”。1997年，國務院規(guī)定“國務院議事協(xié)調機構承擔跨國務院行政機構的重要業(yè)務工作的組織協(xié)調任務。”

政法事務的議事協(xié)調機制，如由人大常委會主持，也與人大的職權設置不一致。人大作為權力機關，在政法事務上，主要是人員選舉、任命和工作監(jiān)督。而監(jiān)督被認為是事后，如果在事前以及事中監(jiān)督，即成為實際上的領導關系。所以，從政治慣例創(chuàng)立之初，人大即沒有被賦予對政法全局的領導職能。1979年2月，五屆人大六次會議決定設立由80人組成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為彭真，副主任是胡喬木等10人。機構組成和規(guī)格，幾乎與此前由100人組成的中央紀委相當。但是，彭真在法制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即作出職權劃定：“我們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工作的助手。公安、檢察、法院是司法機關。中央政法小組是聯(lián)系各部門的。我們不要把別人的職權侵犯了。”1998—2003年人大對于司法的監(jiān)督程度較深，此后全國人大再次進行了調整，重新強調監(jiān)督工作應遵循的三個原則：堅持黨的領導，集體行使監(jiān)督職權、不包辦代替，“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一府兩院’的工作既要監(jiān)督，又要支持，不代行‘一府兩院’的行政權、審判權和檢察權。”

由于1954-1966年期間的國務院一辦、政法辦、內(nèi)務辦這樣的國務院系統(tǒng)內(nèi)的政法協(xié)調機制，與同期設置的中央法律委員會、中央政法小組存在較大的組織重疊，因此在1978年之后未再出現(xiàn)。而人大因職權所限，不可能作為政法工作事先和事中的領導機關，因此作為中共中央設立的“政法口”的唯一議事協(xié)調機制，中央政法委的作用趨強。這一作用，又因1980年之后政法體制的調整使得政法委成員增多而表現(xiàn)明顯。

二、單位成員制

中共中央通過委員會的組織方式建立的議事協(xié)調機制，主要解決部門間統(tǒng)籌、步調一致或事權沖突等問題，但部門內(nèi)哪些人員進入某一主題的委員會，是委員會運作的前置問題。就政法委而言，在確定成員資格上，需要前置解決兩個層次的事項。

第一個層次，有兩項焦點：⑴如果成員過多，可能議而不決，或代表某一個部門的成員過多，票決時則可能形成單方有利的結構；⑵經(jīng)常參加議事的具體人員如不具有所在單位的主要決策成員資格，只是一個“帶耳朵”來聽、需回去再進行匯報的次要成員，則協(xié)調效率下降。這一認識，系在實踐中逐漸獲得。在既往經(jīng)驗中，政法委成員的邊界并不固定，人員隨政治和體制變化而調整。時下構成的確定，經(jīng)歷了漸進的演化。

1956年設立中央法律委員會，委員組成中，除彭真和公檢法三長董必武、羅瑞卿、張鼎臣外，另一位委員是司法部黨組副書記陳養(yǎng)山。司法部長史良作為民盟中央副主席，顯然不適合在中共黨內(nèi)機構任職，但基于復雜的原因，司法部黨組書記鄭紹文不是成員。1959年5月，副總理、公安部長羅瑞卿接替彭真擔任政法小組組長，較1958年的五人成員，增加到九人，在公檢法三機關的一把手之外，各有一位副職也成為小組成員，分別是高克林（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周興（最高檢察院常務副檢察長）、徐子榮（公安部常務副部長）。

1980年后，中央政法委成員的組成逐漸固定，在基本構成上為單位成員制，每個成員單位一名委員。因各政法機關實際都實行“首長負責制”，委員由各政法機關的行政首長出任。這一特征與中央委員任職資格相較即明顯可見。中央委員的選任主要基于個人能力、資歷、政治因素等考慮，并非擔任部長、省長，即必然成為中央委員。但成為中央政法委委員是基于職務，即委員資格是基于任職的單位。只要擔任政法機關行政首長，則成為中央政法委委員，不再基于個人能力、資歷或其他因素進行再次的甄別、遴選。正因為如此，如原任政法委委員的干部職務發(fā)生變化，即不再成為政法委委員，委員資格轉由接替該職務的干部接任。這在職務變動較頻繁的地方政法機關，尤為常見。這種單位成員制方式的任職，更加彰顯政法委是部門間的一種議事協(xié)調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