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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增速下行？

觀察者網：您前面論述中國經濟現狀的時候提到一些可以確定的事實，即，物價下行以及經濟增速回落偏快，學界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持續很久了，那么您認為什么因素導致的增速下行和物價下行？

盧鋒：官方數據顯示疫情期三年平均增速約為4.7%，顯著低于疫情前6%以上水平。今年上半年GDP增長5.5%顯示經濟持續恢復和總體回升向好，不過考慮2022年上半年2.2%的低位增速，兩年平均下來上半年同比增速仍不到4%。另外今年二季度經濟環比增速0.8%，折年率約為3.2%，都顯示實際經濟增長仍顯著低于潛在增速，宏觀經濟恢復常態化增長仍面臨困難和挑戰。

上述局面成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外部環境變化導致外需相對萎縮拖累經濟增長。隨著全球經濟減速世界貿易需求下降，短期外部環境趨緊意味著今年我國外需對經濟增長貢獻將從疫情期幾年較高正值轉為負值。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上半年進出口總值同比增長2.1％，其中6月份進出口總值為同比下降6%，自今年4月來同比增速連續3個月下滑。雖然“新三樣”產品即電動載人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出口仍處于爆發式增長階段，上半年合計增長61.6％拉動整體出口增長1.8個百分點，但是6月我國出口同比較5月回落4.9個百分點至-12.4%。

過去三年外需對我國經濟增長貢獻持續保持較高程度正值貢獻，據匡算每年平均貢獻經濟增長在0.7-0.8個百分點上下。然而具體觀察季度數據，去年四季度外需貢獻已經逆轉為負值，今年上半年外需對經濟貢獻率在-10%上下，拖累近0.6個百分點經濟增長。

從國內因素看疫情影響仍有疤痕效應和遺滯作用。我在年初撰寫宏觀經濟展望評論時談到這方面因素影響，如果當時是一種推測現在看已成為現實，并且在某些領域這類作用還比較明顯并有緊迫感。前幾年經濟增長減速與波動加大，導致人們對未來發展前景顧慮較多和信心有待修復，伴隨企業投資動力不強和居民傾向于去杠桿，包括上面提到的居民增加存款減持其它資產。

對我國而言疫情沖擊還有一點特殊滯后影響：就是在疫情期間特定政策環境下企業供給能力維護較好，部分由于出口擴張的提振作用制造業投資增長較快，然而需求消費受到沖擊較大。疫情后消費需求恢復難以一蹴即就，也增加了目前供大于求的矛盾。

另外，某些力度較大的強管制政策雖本身具有某種必要性，客觀上也會對經濟增長造成不同程度的局部影響。例如為了穩定樓市和特大城市交通擁堵治理，早先實施了房產、轎車限購政策，一定程度制約市場有效需求釋放。又如前幾年加強對互聯網平臺企業強監管，雖然新時期完善反壟斷是必要的，一些具體管制措施和特定時段形成的激進治理氛圍，不可能不影響業內企業發展預期，不久前高層召開互聯網平臺企業座談會有助于行業恢復信心，然而行業預期修復仍需一個過程。還有房地產政策也在調整，金融16條出臺是利好因素，然而2020年下半年“三道紅線”強管制以來行業投資下降局面仍沒有根本好轉。

我國經濟發展與體制機制改革創新相輔相成，創建開放型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進程行千里者半九十，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持續創新不斷突破，否則會面臨不進則退矛盾。新時期改革措施較多在改善收入分配、改進工作流程等方面，這些改革是必要的并取得成效，另外一些領域對激活增長潛能具有關鍵作用改革進程有待突破，這類激活增長型改革推進相對滯后客觀上不利于充分釋放經濟增長潛力，成為經濟運行面臨多年“宏觀低景氣度”的原因之一。

觀察者網：您談到的“對激活增長潛能具有關鍵作用的改革進程有待突破”，具體是指什么？

盧鋒：回顧2019年年底，經濟學家就2020年中國經濟增速是不是應該“保6”、需不需要經濟刺激政策展開了一場討論，我當時提出“改革狀態依存的潛在增速”的概念，強調針對經濟成長不同階段對體制創新的客觀需要，下決心下力氣推進必要的改革突破，對于充分釋放潛在經濟增長能力極為重要。去年還有媒體重新發表這篇舊文，我目前仍然這么看。

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的五年規劃（計劃）和長期規劃對潛在增速的預計，與后來實際增速多次出現巨大反差，其重要原因是事先對潛在增速估測，無法預知后續改革突破釋放增長潛力的影響，即便是已推出的改革舉措，也難以準確評估其后續效果。這方面預測誤差提示改革突破是推動經濟成長上臺階的關鍵支持變量。

最早一次事例是改革開放初年計劃增長目標與實際增速反差。80年代初國家制定了1981-8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六五計劃》，其中要求國民經濟在80年代前半期年均遞增4%，在執行中爭取達到5%。實際情況是1981-1985年間經濟增速最低年份為5.1%，最高為15.2%，五年經濟增速簡單均值約為10.7%，比計劃潛在經濟增速高出一倍多。

又如1991年國家制定《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規定1991-2000年間經濟平均增速為6%左右。然而實際上90年代GDP年度增速最低7.6%，最高14.3%，簡單均值10.5%，比十年計劃評價增速高出七成以上。

可見這背后有一個簡單的解釋，就是預測者沒法預測后來的改革會有如此大的突破。這類再三呈現的經驗事例顯示，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經濟高增長和快速崛起的“關鍵一招”，有無必要改革突破舉措，會導致潛在經濟增速出現很大差異。

觀察40多年的改革開放的歷史，我們所說的將近10%的高增長率，其實是有巨大波動的，尤其是有幾次跳躍的，分別是改革開放初期、90年代南巡以后和2000以來加入WTO，每一次跳躍上一個新臺階。仔細觀察會發現，每一次跳躍的前幾年通常都有一系列重大的、促進增長潛力的改革。改革分很多種，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能促進增長。

圖片由盧鋒教授提供

早期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催生農村和鄉鎮企業發展的重要改革，所以有了1980年代的高速增長。1990年代也是如此，鄧小平的南巡講話解決了姓社姓資的問題，包括修改憲法，寫明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帶動了中國城市經濟的高速發展。1990年代末，國有企業改革付出了高失業率等代價，但從增長來看，毋庸置疑，國企改革和后來加入WTO等一系列重大改革舉措，大力促進中國外向型經濟的快速增長。

目前改革問題的一個現實切入點，是對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決定的主要事項清單，針對宏觀低景氣度現象折射的體制機制矛盾，在若干重要領域加快改革。例如要切實“完善產權保護制度”，落實好公有與非公有“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原則，為經濟穩健發展提供更為有力和有效的預期和信心支持。進一步落實“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中的“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方針，并結合現實形勢將其拓展提升為競爭中性原則，以更好滿足國內外環境發展演變對國內體制創新完善要求。

要全面落實十年前三中全會提出的方針：“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要加快“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等等。

從近年政策實踐看，既要根據高質量經濟發展需要改進加強行業部門監管，同時要重視依據法治化和程序化原則有序推進，從而協調監管動態加強完善與發展預期穩定之間的關系。唯有下決心通過“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改革突破，改進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其逼近十八屆三中全會描繪的藍圖，才能釜底抽薪擺脫宏觀低景氣度的制約。

應對：日本經驗VS中國功夫

觀察者網：您前面談了中國經濟實際增速下行的諸多原因，那我們接下來討論解決辦法。按照辜朝明的判斷，“一旦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破滅，恐怕中國將走向資產負債表衰退。”這種情況下，“不要把時間浪費在貨幣政策上，不要把時間浪費在結構性改革上，而是應該將所有精力都放在財政刺激上以保持經濟的運轉”。您不同意他對中國經濟的定性，他的藥方的適用性也可疑吧？

盧鋒：辜朝明的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分析邏輯，暗含了與主流貨幣學派治理通縮衰退的“破”。他認為，當整個企業部門負債大于資產的時候，無論利率水平是多少，都必須盡可能安靜、快速地償還債務。在這種情況下，利率對經濟的影響不再那么大。對貨幣政策迷思的破，就是對財政政策的立，他強調要加大財政刺激。

應對目前宏觀低景氣度形勢的政策選擇中，確應包含加大積極財政政策力度措施。然而如前面討論的，單純從資產負債表衰退角度解釋中國經濟，雖然能提示某些現實問題，然而分析思路有待商榷，應對政策建議也存在問題。例如他特別提到中國建筑業衰退，并在與日本經驗比較基礎上指出：“相比經歷泡沫時期的日本，以及當今的日本和美國，中國建筑業的占比高達26%。如果建筑行業萎縮10%，就會影響中國GDP大約2.6%。這是很大一部分可能會丟失的GDP。”然而我國建筑業近年占GDP比重在7%上下，辜所用數據或許混同了總產值與增加值指標，導致數據偏差太大。

他建議中國應當大力度不間斷的實施財政刺激政策，而在所有刺激方向中，辜朝明認為最首當其沖的就是建筑業，“對于存量樓盤要不惜一切代價造完。”我國房地產政策需要調整，具體措施包括近年實施的保交樓政策，同時還要對金融監管政策加以完善，包括在改革農地體制和治理城市供地機制基礎上，調整行政限制市場購買和貸款政策，因而需要做的事情顯然不限于保建筑業。

另外目前應對總需求不足壓力，在宏觀政策領域還需要加大貨幣政策特別是利率政策利用力度，如上面強調的尤需針對體制機制矛盾著力進行結構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