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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的“時間”，不同的“道理”

小說的題目“邪不壓正”是一個成語：“正”和“邪”之間的關系，最終必然是邪不能壓正，正壓住了邪。但小說的開始，說的卻是“邪”壓住了“正”。開始時誰是“邪”？當然是地主劉錫元，他向王聚財家強行提親，要把他們家的十七歲的閨女強行的娶過來。讓她嫁給劉錫元家的兒子，這個兒子已經四十多歲了，娶過老婆，老婆死掉了，現在要娶第二個老婆，叫續弦。續弦是強迫王聚財，不管你答應不答應，就要把你的女兒娶過來。故事一開始，其實不是“邪不壓正”，而是“邪”壓住了“正”。所以，第一個小標題“太欺人呀！”你一看“太欺人呀”就知道說的是這種正邪關系——這篇小說的每一個小標題是引用小說中人物所說的話，都打上引號——這個“太欺人呀”一開始展現出的恰恰不是“邪”不壓“正”的局面，而是“邪”壓住了“正”的狀況。

小說的第一句話就點明了這個正邪關系的來龍去脈：

1943年舊歷中秋節，下河村王聚財的閨女軟英，跟本村劉錫元的兒子劉忠訂了婚，劉家就在這一天給聚財家送禮。

時間、地點、人物和事件，樣樣俱全，一看特清楚。不過，特清楚的事情很可能在閱讀時就滑過去了，表面上看，這幾句話是介紹時間、地點、人物、事件這樣幾個要素。但這里面并不簡單。大家注意“1943年舊歷中秋節”。這一個對時間的表達把“1943年”這個“公元紀年”和“舊歷”也即“農歷紀年”的“中秋節”并置在一起。對于中國農民來說，一般用“農歷”來紀年月日，這樣和干農活相匹配。小說故意用“1943年舊歷中秋節”這樣一種雜揉的方式，來記錄故事發生的時間，趙樹理是為后面的發展埋下了一個伏筆：1943年作為“公元紀年”，代表的是一種農民還沒有意識到的，但又即將深刻改變農民生活的這樣一種時間記錄方式。 這種時間記錄方式如果落實到后文，就知道它是和共產黨、八路軍的紀年聯系在一起的，因為“公元紀年”的普遍確定，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從此再也不用所謂“民國幾年”了，在正常場合也不再使用“農歷”了。所以，這個“1943年”作為“公元紀年”，可以說它是一種現代的時間記錄方式，正好與舊式的、傳統的時間記錄方式區別開來了。

僅就“現代”而言，“公元紀年”和“農歷”很容易區分開來，但“公元紀年”與“民國紀年”是怎樣一種關系呢？所以，趙樹理在小說中，還需要處理“公元紀年”與“民國紀年”的關系。因為“民國紀年”作為一種與“農歷”相區別的時間記錄方式，在某種情況下也代表了“現代”對農村的改變。然而正如小說所描述的，這是怎樣一種改變啊。王聚財回憶他與劉錫元家關系時說：

我從民國二年跟著我爹到下河村來開荒，那時候我才二十，進財（就是王聚財的弟弟——引者按，下同）才十八，劉家（就是劉錫元家）大小人見了我弟兄們，都說‘哪來這兩個討吃的孩子？’我娶你姐那年，使了人家（指劉家）十來塊錢，年年上利上不足，（就是借了錢要交利息，每年上利上不足，就是利息都還不足的話，帶來的一個結果怎么樣呢，也就是）本錢一年比一年滾的大，直到你姐（你姐指的是聚財老婆，因為他的這個話是對著安發說的，）生了金生，金生長到十二，與給人家放了幾年牛，才算把這筆帳還清。他家的臉色咱還沒看夠？還指望他抬舉抬舉？

這段話相當清晰地呈現出與“民國紀年”聯系在一起的農村圖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王聚財他爸帶著兩個十八歲、二十歲的壯小伙子到下河村來開荒，那個時候劉家就是地主了，最終的結果就是王家欠了劉家一屁股債。從“民國二年”到“1943年”，也就是二十年過去了，結果是好不容易才把這個帳還清楚。在趙樹理看來，“1943年”不僅表征了一種新的、現代的時間記錄方式，而且代表了共產黨、八路軍的力量。這種力量不只是要改變“農歷紀年”標示的中國農民的傳統生活，更要解救因為有了“民國”的介入而變得日益貧困的農村社會。

“民國紀年”帶來的是農村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劉錫元家越來越有錢，變成了當地的一個大地主。趙樹理的其它作品也和《邪不壓正》一樣，不斷地在農民和地主之間“算帳”，這個帳往往和土地出租的“租”或借錢的“息”有關系。“收租”和“收息”的結果是地主越來越富，農民越來越窮。農民既然越來越窮，還不起地主的債，只能把土地賣給地主，變成了少地或者無地農民，最終由“自耕農”淪落為“佃農”。農村貧富差距的加劇以及土地愈益集中、農民愈益貧困這種狀況恰恰是在民國這些年中發生的。費孝通1938年寫的《江村經濟》，指出土地的問題成為了當時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費孝通那時候在英國留學，他不贊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但他還是書中強調，共產黨領導的紅軍進行革命的力量，就是那些喪失了土地的農民的欲求。所以，不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國民黨要想打敗共產黨、打敗紅軍，用當時的話來說，就是解決“赤化”問題，是根本不可能的：“國民黨政府在紙上寫下了種種諾言和政策，但事實上，它把絕大部分收入都耗費在反共運動，所以它不可能采取任何實際行動和措施來進行改革，而共產黨運動的性質，正如我所指出的，是由于農民對土地制的不滿而引起的一種反抗，盡管各方提出各種理由，但又一件事情是清楚的，農民的境況是越來越糟糕了。” 費孝通作為一個并不同情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學者，在1938年說出這樣看似激烈的話，我們就會明白民國所導致的農村的貧富差距和土地的問題已經顯得多么的尖銳。

因此，小說的開頭看似平淡，卻包含了深廣的歷史內容。這些內容通過對“時間”不同的表述顯示出來，“時間”成為了理解這篇小說的重要的因素。因為不同時間所對應的是不同的力量、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習慣，譬如與農歷連在一起的是農民的傳統習慣以及跟這種傳統習慣聯系在一起“禮俗社會”。所謂“禮俗社會”，也即維系農村社會的是靠禮數，講習俗。小說寫小旦那么壞，村里人都知道他不是一個好東西，但見了面還要叫“小旦叔”，就是不能撕破面子；雖然地主劉錫元是來聚財家逼婚的，同樣“禮數”不能缺，譬如說生客吃什么熟客如何接待，小說中就有很多交代。問題在于，當八路軍、共產黨帶來一些新的因素如“減租減息”、“婚姻自主”乃至“土地改革”等，介入并影響到傳統社會，那么傳統農村會發生什么變化？具體來說，聚財的想法會變化嗎？軟英和小寶的思想發生了什么變化？這些變化是又怎么樣產生的？小昌發生了什么變化？小旦為什么會也發生某些變化？……這些變化都與新的因素介入到傳統農村社會密切相關。小說開頭的時間看上去是簡單的幾種時間紀年的并置和雜揉，背后蘊涵的意味卻非常深厚復雜，耐人尋味。

說清“時間”之后，就交代“事情”：“下河村王聚財的閨女跟本村劉錫元的兒子劉忠訂了婚”。 這個事情看上去同樣很順，村子里面兩家人的閨女和兒子訂婚，豈不是一件好事？在農村，類似的事情可能每天都在發生，而且中秋節也是一個好日子，親家來給王聚財送禮，可為什么“十五這天，聚財心里有些不痛快”呢？小說沒有交代，留了一個懸念，而是宕開一筆，寫這時家來了一個人，“恭喜恭喜！我來幫忙！他（指王聚財）一聽就聽出是本村的窮人老拐。”為什么在來的這個“老拐”前面要加上“窮人”這個限定詞，是為了馬上顯示出“階層”和“階級”的問題。聚財家不是“窮人家”，來他們家幫忙的老拐才是“窮人”，從這兒至少看出這個下河村已經有了“階層”之分。“這老拐雖是個窮人，人可不差，不偷人不訛詐，誰家有了紅白大事，合得來就幫個忙吃頓飯，要些剩余饃菜；合不來就是餓著肚子也不去”，這算是介紹老拐的來歷。我們都知道，趙樹理的小說筆法以明白曉暢為勝，甚至有人會認為他的寫法太通俗，但通俗并不等于呆板，恰恰相反，趙樹理的寫法相當靈動，他在小說開頭采用全知全能的視角，告訴讀者哪一年哪一天哪一家的兒子和哪一家的女兒訂婚，然后發生了什么事情。這是一個相對靜止的畫面，為了打破這種靜止，畫面中突然出現了一個人，就是窮人老拐。在交代“窮人老拐”的來歷時，透過他的眼光立即把王聚財家和劉錫元家的關系勾勒出來：“像聚財的親家劉錫元，是方圓二十里內有名的大財主，他偏不到他那里去；聚財不過是普通莊戶人家，他偏要到他這里來。”以窮人老拐的視野把上河村的階層和階級的分化顯示出來了。劉錫元是地主，王聚財家只是一個普通的莊戶人家，但普通的莊戶人家也比窮人老拐的生活狀況要好。由此，上河村至少分成了三種人：第一等是上層的地主，中間一層是像王聚財這樣的普通農民，然后還有一些窮人。老拐為什么要去給人家幫忙？因為他家里太窮了，沒吃沒喝的，通過幫忙可以要點飯要點菜。小說到此為止，還沒有交代王聚財為什么心里不痛快？

聚財在房間里睡了一小會，又聽見他老婆在院里說（你看，這一段話是很重要的，趙樹理小說中人物對話是非常重要的，這一段人物的對話初讀時并不好懂——引者按，下同）：“安發！你早早就過來了？他妗母（也就是舅母）也來了？（這是什么意思？安發與王聚財老婆是什么關系？當然看到后邊就知道他們是姐弟關系。所謂他妗母是她站在孩子金生的角度，安發是她弟弟，他妗母是她弟媳婦）——金生！快接住你妗母的籃子！——安發！姐姐又不是旁人！你也是凄凄皇皇的，貴巴巴買那些東西做甚？——狗狗！（這個狗狗是誰呢？狗狗就是安發的兒子，所以她是大姑）來，大姑看看你吃胖了沒有？這兩天怎么不來大姑家吃棗？你姐夫身上有點不得勁，這時候還沒有起來！金生媳婦（交代他們家兒子金生已經娶了媳婦）！且領你妗母到東屋里坐吧！金生爹（就是王聚財）！快起來吧！客人都來了！”緊接著，“聚財聽見是自己的小舅子兩口子，平常熟慣了，也沒有立刻起來，只叫了聲：‘安發！來里邊坐來吧！’”

正如前面所說，農村作為“禮俗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也可以說是“熟人社會”。所謂“熟人社會”，就是七大姑八大姨，彼此都是親戚，關系非常密切，整個村莊的運作利用這種親緣關系來展開。果然，“這地方的風俗，姐夫小舅子見了面，總好說句打趣的話”，安發和王聚財開玩笑說“才跟劉家結了親，劉錫元那股舒服勁，你倒學會了？”地主不下地干活，在一般農民眼中就是享福，聚財這么晚了還沒起床不是要向地主學習嗎？到這時，小說才揭示出聚財為什么心里不痛快，不痛快的原因是他根本不愿意把女兒許給劉錫元家，不愿意和劉錫元結親家，但是，又不敢不結。由此又引出了了小說中另一個人物小旦，他是來替劉家提親的：

聚財說：“太欺人了呀！你是沒有看見人家小旦那股勁——把那張臉一洼：‘怎么？你還要跟家里商量？不要三心二意了吧！東西可以多要一點，別的沒商量頭！老實跟你說：人家愿意跟你這樣人家結婚，總算了、看得起你來了！為人要不識抬舉，以后要出了甚么事，你可不要后悔！’”

姑且不論小旦這個人物在小說后面發展中還會起到重要的作用。透過姐夫與小舅子的對話，把這段事情重新理清楚了：王聚財實際上是被迫把女兒許給劉錫元的兒子做老婆的。

在《邪不壓正》中，趙樹理不僅利用了時間來交代背景，而且運用空間來推動情節。聚財家一個院子里有幾間房，安發到北房里去見王聚財的同時，安發媳婦和金生媳婦就進了東房。王家嫁女兒有兩個主角，一個是家長王聚財同不同意女兒出嫁；另一個則是女兒軟英，她愿不愿出嫁？小說通過安發進北房將事情的原因交代清楚了，也通過安發媳婦進東房和聚財媳婦聊天把軟英的態度揭示出來。男人和男人一塊說事，女人和女人一塊聊天。某種程度上說，有點像電影中的“平行蒙太奇”，實際上它是同時發生的。男人和女人在不同的地方聊天，可他們講的是同一件事；雖然講的是同一件事情，不過各種人對此反應還是不同的；男人有男人的態度，女人有女人的看法，然而他們也有一種“態度”的共同點：那就是地主劉錫元家財大氣粗，仗勢欺人，而“狗腿子“小旦作為“厲害角色”，更是一上來就嚇唬住了王聚財這個普通莊戶人家。

這時候，又來了一個親戚二姨，二姨是王聚財老婆的妹妹，安發的姐姐：

東房里、北房里，正說的熱鬧，忽聽得金生說：“二姨來了？走著來的？沒有騎驢？”二姨低低地說：“這里有鬼子，誰敢騎驢？”聽說二姨來了，除了軟英還沒有止住哭，其余東房里北房里的人都迎出來。他們有的叫二姨，有的叫二姐，有的叫二妹；大家亂叫了一陣，一同到北房里說話。

不僅二姨來了，而且她的到來還表明了形勢的差別。安發和王聚財同在下河村，而二姨來自上河村，低低的一句，“這里有鬼子”，就表明上河村和下河村的區別，下河村還在日本人的控制下，上河村卻已經來了八路軍。安發說：“二姐兩年了還沒有來過啦！”為什么這么久沒有來過？聚財老婆說：“‘可不是？自從前年金生娶媳婦來了一回，以后就還沒有來！’”二姨說：“上河下河只隔十五里，來一遭真不容易！一來沒有工夫，二來，”她突然把嗓音放低，“二來這里還有鬼子。”

二姨前面是低低的聲音，現在是壓低了嗓音，可以看出趙樹理寫人物對話，并不過多地進行文學性的情態描寫，基本上都是語言描寫，如果有情態描寫，一定是點睛之筆。二姨兩次壓低聲音，說下河村有鬼子，帶出來的是上河村來了八路軍，安發老婆說：“那也是‘山走一時空’吧！這里有鬼子，你們上河不是有八路軍？還不是一樣？”

優秀的小說家書寫一個人物，不僅要塑造這個人物實質的性格，而且還要賦予人物某種推動故事和情節發展的功能。譬如二姨，從上河村到下河村，利用空間的移動，就把“八路軍”帶入了故事中，這個因素對小說情節的發展、特別是對軟英的命運產生了重大影響。趙樹理不是在小說中預先介紹一下原來下河村被日本人占領，大財主劉錫元的氣焰才這么囂張，而上河村已經來了八路軍，接下來情況會有變化，而是非常巧妙地通過功能性人物來把這些背景帶入到敘述中：

二姨說：“那可不同！八路又不胡來。在上河，喂個牲口，該著支差才支差，哪像你們這里在路上拉差？”

她為什么不敢騎驢來聚財家？因為二姨怕路上碰見日本鬼子，把她的驢搶走，說是要拉差。所以，她不敢騎驢，只能走路來下河村。二姨第二次來下河村則是騎驢的，因為那時下河村已經被八路軍占領了。過了春節之后，她心里很坦蕩，就帶著自己老公一起到下河村來了。別小看騎不騎驢這個細節，在小說中也有其功能。二姨第二次來下河村，到安發家里，那時“土改”已經給安發分了劉錫元家的一間房子，但沒有分給他牲口圈，所以，她的驢只能栓在院子里，驢糞把院子搞臟了。安發因此與同院的小昌家吵架。小昌家為什么跟他們吵架？因為原來是長工的小昌，通過斗地主成了農會主席，他的勢力大了，小昌老婆就沖安發老婆發火。二姨在小說中第三次出現，是工作團到下河村整頓土改之際，大家又問她有沒有騎驢？她說，哪里敢騎驢？因為土改出現了偏差，家里有驢等好東西，就要把它搶過來重新分掉。二姨家搶先把驢賣了，以免在“拉平填補”時把驢拉去分了。一頭驢，一個二姨，表面上只是小說中過過場，卻起到了重要的功能性作用。二姨總共出現三次，都是在小說轉折的關節點上，通過她家的“驢”講出了背后一連串的故事。

安發老婆說：“這我可不清楚了！聽說八路軍不是到處殺人、到處亂斗爭？怎么有說他不胡來？”金生說：“那都是劉錫元那伙人放的屁！你沒聽二姨夫說過？斗爭斗的是惡霸、漢奸、地主，那些人都跟咱們村的劉錫元一樣！”二姨說：“對了對了！上河斗了五家，第一家叫馬元正，就是劉錫元的表弟，還有四戶也都跟馬元正差不多，從前在村里都是吃人咬人的。七月里區上來發動斗爭，叫村里人跟他們算老賬，差不多把他們的家產算光了！斗爭就都那些人。依我說也應該！誰叫他們從前那么霸氣？”金生媳婦說：“八路軍就不能把咱下河的鬼子殺了，把劉錫元拉住斗爭斗爭？”二姨問：“劉錫元如今還是那么霸氣？”聚財說：“不是那么霸氣，就能硬逼住咱閨女許給人家？”二姨說：“我早就想問又不好開口。我左思右想，大姐，為甚么給軟英找下劉忠那么個男人？人家前房的孩子已經十二三了，可該叫咱軟英個什么？（ 因為軟英那年才十七歲。）難道光攀好家就不論人？聽大姐夫這么一說，原來是強逼成的，那還說什么？”

在農民眼中，要有一個“好家”，就是王聚財說的，我嫁女兒也要找一個吃喝不愁的“好家”。劉錫元家有錢，聚財把女兒嫁給他是圖他們的錢財嗎？即使到了“減租減息”之后，聚財還說“看看再說”。雖然聚財不想把女兒嫁給劉忠，但他更不愿意把女兒嫁給小寶，因為小寶是一個窮光蛋，女兒嫁給他肯定要受苦了。嫁一個好人家不僅僅是一個人品格上的好壞，還包括對物質利益的算計，用今天的話講，就是要看經濟條件。這一點是小說中非常重要因素，也是聚財這樣普通農民要盤算的地方。聚財老婆說：“我看嫁給槐樹院小寶也不錯！”因為小寶他娘也請人來說過媒的，王聚財沒同意。安發老婆說：“也不怨大姐夫挑眼兒，家里也就是沒甚。”這里和“好家”形成了對比。這時，聚財老婆就說：“這話只能咱姐妹們說，咱軟英從十來歲就跟小寶在一起打打鬧鬧很熟慣，小心事早就在小寶身上。去年元孩來提媒，小東西有說有笑給人家做了頓拉面，后來一聽你姐夫說人家沒甚，馬上就撅了撅嘴嘟嚕著說：‘沒甚就沒甚！我爺爺不是逃荒來的？’”

說話間。劉錫元家提親送禮的人來了：“媒人原來只是小旦一個人，劉家因為想合乎三媒六證那句古話，又拼湊了兩個人。一個叫劉錫恩，一個叫劉小四，是劉錫元兩個遠門本家。劉錫元的大長工元孩，挑著一擔禮物盒子；二長工小昌和趕騾子的小寶抬著一架大食盒。元孩走在前邊，小寶、小昌、錫恩、小四，最后是小旦，六個人排成一行，走出劉家的大門往聚財家里來。”元孩、小昌、小寶和小旦，這些在小說后面的情節中發揮作用的人物，通過“提親”出場了。雖然說前文說小旦很兇，但趙樹理并沒有從旁觀者的角度來寫小旦是怎么樣的壞，而是抓住一個重要的細節，小旦來了就想抽鴉片煙。這樣的效果又一次通過空間的分配來表達：“客人分了班：安發陪著媒人到北房，金生陪著元孩、小昌、小寶到西房，女人們到東房，軟英一聽說送禮的來了，早躲到后院里進財的西房里去。”聚財、進財兄弟是住在一起的，有兩進院子。一進院子有西房、東房、北房，另一進院子也有西房。空間的分配在下文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因為最終要安排小寶和軟英的見面。在這個既定的空間里，趙樹理首先寫小旦的惡習，他不愿跟大家說“莊稼話”（就是“農民的話”），想抽大煙，到處找能抽大煙的地方。于是，聚財老婆讓進財帶小旦不要進西房而是到北房里去，因為軟英躲在西房里:

小旦走了，說話方便得多。你不要看錫恩和小四兩個人是劉錫元的本家，說起劉錫元的橫行霸道來他們也常好罵幾句，不過這回是來給劉家當媒人，雖然也知道這門親事是逼成的，表面上也不能戳破底，因此誰也不罵劉錫元，只把小旦當成劉錫元個替死鬼來罵。小旦一出門，小四對著他的脊背指了兩下，安發和錫恩搖了搖頭，隨后你一言我一語，小聲小氣罵起來——這個說：‘壞透了’，那個說：‘一大害’……各人又都說了些小旦訛人騙人的奇怪故事，一直談到開飯。

幾個媒人在說話，這時候才把小旦的特征全暴露了，又抽大煙又是一個壞蛋，而且還是劉錫元的狗腿子。小說對聚財家空間的利用很關鍵，院子里有幾間房間，東房里幾個女人談得很熱鬧，而西房里談的則是另一套。

金生問：“元孩叔！你這幾年在劉家住的怎么樣？顧住顧不住（就是說能顧了家不能？）”元孩說：“還不跟在那里那時候一樣？那二十幾塊現洋的本錢永遠還不起，不論哪一年，算一算工錢，除了還了借糧只夠納利。——噯！你看我糊涂不糊涂？你們兩家已經結成了親戚……”元孩這個老長工在劉家打長工這么多年，最后的結果是每年賺了錢只能給劉家做利息，根本不能還本錢。小昌說：“誰給他住長工還討得了他的便宜？反正帳由人家算啦！金生你記得嗎，那年我給他趕騾，騾子吃了三塊錢藥，不是還硬扣了我三塊工錢？”這段對話的關鍵是：“算什么帳？說什么理？勢力就是理！”“算賬”和“說理”都是靠“勢力”，如果這個原則不改變，農民就沒有“說理”的“地方”，只能靠“老規矩”來維持。

維持農村社會的“老規矩”就是“禮俗”。來聚財家做媒人的這幾位說了一會閑話，到了開飯的時候，他們要分開來吃，就是講“禮俗”，譬如生客吃掛面，熟客吃河落等等。三個媒人雖然是本村的人，還是和生客一樣吃面條。元孩、小昌、小寶雖然跟媒人辦的是一件事情，可是三個人早已跟金生聲明不要按生客待，情愿吃河落。值得注意的是，“小旦在后院北屋里吸大煙，老拐給他送了一碗掛面。”雖然大家都說小旦是一個壞人，在這里訛人，但禮數不能不盡到。

趙樹理小說的體貼周到，就是能讓農民懂，寫到農民心坎里。他不從抽象的角度去描寫農民，而是著力描寫農民生活世界中特別細膩豐富、非常有質感的部分。這決定了他的小說拒絕從抽象的概念出發，譬如劉錫元作為大地主是怎樣欺負王聚財這樣的普通農民，趙樹理通過特別具體的描寫，深刻地揭露了農村社會的“不平等”、“有勢力者就有道理”情形。而這種揭露也是與劉錫元“送彩禮”給聚財家的“禮俗”聯系起來：“這地方的風俗，送禮的食盒，不只裝能吃的東西，什么禮物都可以裝”，然后說第一層、第二層、第三層、第四層怎么樣，“要是門當戶對的地主豪紳們送禮，東西多了，可以用兩架三架最多到八架食盒。”這里特別強調“門當戶對”，意思當然是說劉錫元和王聚財家不是門當戶對。如果是門當戶對“最多到八架食盒”，“要是貧寒人家送禮，也有不用食盒只挑一對二尺見方尺把高的木頭盒子的，也有只用兩個籃子的。劉家雖是家地主，一來女家是個莊稼戶，二來還是個續婚，就有點輕看，可是要太平常了又覺得有點不像劉家的氣派，因此抬了一架食盒，又挑了一擔木頭盒子，弄了個不上不下。”如此具體而犀利的描寫，就是要顯示劉家既有點輕看王聚財家，但又覺得不能失自己的身份。“禮俗社會”最講究“婚喪嫁娶”，所以男女雙方都很看重“彩禮”。農村有一句俗話說得好，男方和女方，“結婚前是冤家，結婚后是親家”。因為結婚前兩家要討價還價，女方開什么條件，男家又給什么條件，條件達不達到，兩家為此吵來吵去，最后把“彩禮”給定下來了，但是結婚以后就不能談這些，變成親家了：“這地方的習俗，禮物都是女家開著單子要的。男家接到女家的單子，差不多都嫌要得多，給送的時候，要打些折扣。比方要兩對耳環只給一對，要五兩重手鐲，只給三兩重的，送來時自然要爭吵一會。兩家親家要有點心事不對頭，爭吵得就更會兇一點。女家在送禮這一天請來了些姑姑姨姨妗妗一類女人們，就是叫她們來跟媒人吵一會。”吵架時，最重要的是，作好作歹，拖一拖就過去了，并不是一定會補齊禮物，而是要把這種“禮俗”做足。

關鍵在于，趙樹理通過描寫“禮俗”，一是要表現出劉家仗勢欺人，王家委曲求全，“勢力”不僅是個“理”，而且還是個“禮”。二是“仗勢”的劉家，還挺會“算賬”。一個地主不會“算賬”就成不了地主。他表面上答應給什么東西，目的是要把人家閨女娶回來。彩禮都是給閨女的，閨女結婚后還是要帶回婆家。劉家送的彩禮都是一些劉忠前妻用過的，而且還打了折扣，譬如劉忠前妻帶的是純金手鐲，現在送給軟英的是鍍金手鐲。寫得如此細致，固然突出了劉家的精明小氣，同時也顯示小旦的蠻橫霸道，本來媒人的作用是居中調停，說好說歹，但小旦的態度卻非常霸道。他一上來就說：“你們都說的是沒用話！哪家送禮能不吵？哪家送禮能吵得把東西抬回去？說什么都不抵事，閨女已經是嫁給人家了！”此時，小旦已經不耐煩了，再不往下聽，把眼一翻說：“不行你隨便！我就只管到這里！”聚財老婆說：“老天爺呀！世上哪有這么厲害的媒人？你拿把刀把我殺了吧！”小旦說：“我殺你做什么？行不行你親自去跟劉家交涉！管不了不許我不管？不管了！”說著推開大家就往外走，急得安發跑到前面伸開兩條胳膊攔住，別的男人也都湊過來說好話，連聚財也披起衣服一搖一晃出來探問是什么事。大家好歹把小旦勸住。然后還要請他們吃飯，這一大段對“禮俗”的描寫，回應了這一節的標題“太欺人呀！”，顯示了看似溫情脈脈的“禮俗”背后“勢力”造成的深刻“不平等”。

當這些人在鬧的時候，小寶不見了。小寶在叫小旦出來之后，轉到西房去看軟英。這一段描寫應該是整篇小說中趙樹理用筆最重的地方。一對相愛的年輕人面對著地主的仗勢欺人，兩人一點辦法也沒有，只能算著“日子”窮傷心。但“日子”的出現，意味著“時間”有可能帶來新的變化：

小寶問軟英要說什么，軟英說：“你等等！我先想想！”隨后就用指頭數起來。她數一數想一想，想一想又數一數，小寶急著問：“你盡管數什么？”她說：“不要亂！”她又數了一回說：“還有二十七天！”這個比說什么話都讓人心酸，可為什么她要算了又算呢？

小寶說：“二十七天做什么？”她說：“你不知道？九月十三！”小寶猛然想起來劉家決定在九月十三娶她，就回答她說：“我知道！八月十五到九月十三，還有二十九天！”軟英說：“今天快完了，不能算一天。八月是小建，再除一天……”

八月十五到九月十三都是“農歷”的時間：“兩個人臉對臉看了一大會，誰也不說什么。突然軟英跟唱歌一樣低低唱到：‘寶哥呀！還有二十七天呀！’唱著唱著眼淚骨碌碌就流下來了！小寶一直勸，軟英只是哭。就在這時候，金生在外邊喊叫：‘小寶！小寶！’小寶這時才覺得自己臉上也有熱熱的兩道淚，趕緊擦，趕緊擦，可是越擦越流，擦了很大一會，也不知道擦干沒有，因為外邊叫的緊，也只得往外跑。”

這樣一個悲慘的場景，趙樹理卻將它放在“行動”的框架中來呈現。本來小寶去叫小旦，然后轉來看軟英。這時，外面已經鬧了一通后，要吃酒席。金生去叫小寶，小寶必須出來和他們見面。兩個人只有這短短一段時間相聚，而且只能流眼淚，算日子，一點辦法也沒有。趙樹理重筆濃彩描寫這個場景，是要突出如果沒有“新力量”來改變下河村的“舊勢力”，那么軟英和小寶雖然彼此相愛，可他們自己沒有任何能力去改變命運。“小寶抬著食盒低著頭，一路上只是胡猜想二十七天以后的事”，“二十七天”之后會怎樣？時間再次發揮是重要的作用。就在這二十七天里，本來認為不可能改變的一切，因為新力量的到來而發生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