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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說理”的世界，到底能不能把“理”說清？

到了第二部分“看看再說！”，本來這個故事要接著講，在二十七天里面下河村發生了什么事情。不過，好的小說家筆下往往跌宕起伏，先不要正面去寫，反而從側面或反面宕開一筆，造成文筆起伏的效果。趙樹理也是如此，他沒有直接寫二十七天后如何如何，而是宕開一筆寫那個看似無關緊要的人物二姨。表面寫二姨，實際上還是在寫下河村的故事，在寫軟英和小寶的命運：

二姨回到上河，一直丟不下軟英的事，準備到九月十三軟英出嫁的時候再到下河看看，不料就在九月初頭，八路軍就把上河解放了，后來聽說實行減租清債（“減租清債”就是“減租減息”——引者按，下同），把劉家也清算了，劉錫元也死了，打發自己的丈夫去看了一次，知道安發家也分了劉家一座房子，軟英在九月十三沒有出嫁，不過也沒有退了婚。過了年，舊歷正月初二，正是走娘家的時候（這時候到了1944年），二姨想親自到下河看看，就騎上驢，跟著自己的丈夫往下河來。

八路軍到了下河，二姨就敢騎驢了。二姨和她丈夫知道弟弟安發分了劉錫元家的一座房子，“他們走到劉錫元家的后院門口，二姨下了驢，她丈夫牽著驢領著她往安發分下的新房子里走。狗狗在院里看見了，叫了聲‘媽！二姑來了！’安發兩口、金生兩口，都從南房里迎出來。”

金生兩口是給舅舅拜年的。三戶人家碰在一起。然后還是從驢開始說起，二姨丈夫說驢沒地方栓，只好拴到安發家門口。二姨丈夫問安發：“你就沒分個圈驢的地方？”安發說：“咱連根驢毛都沒有，要那有什么用？不用想那么周全吧！這比我那座透天窟窿房就強多了。”接下來進房間講是怎么打倒劉錫元的。

關于“打到劉錫元”這一段在小說中起了重要作用，構成了前面“太欺人啦”向后面“看看再說”的過渡，也意味著八路軍作為一種“新力量”的到來，正在改變“舊勢力”，使得原來主宰農村社會的“正邪”關系逐漸發生了變化。在前文中，小昌和元孩來給王家送彩禮，小昌說了一段話，說今天這個世道，“勢力就是理”。有權有勢是“硬道理”，劉錫元家有錢有勢，所以他們說的都是“理”。但八路軍的到來，要把這個“舊勢力”打倒，看看能不能重新講出“新道理”。劉錫元怎么死？是不是大家把他打死的？金生說：“打到沒人打他，區上高工作員不叫打，倒是氣死了的。”安發說：“那老家伙真有兩下子！要不是元孩跟小昌，我看誰也說不住他。”因為“減租減息”要重新算賬，算農民和地主之間的帳，看看地主究竟有沒有剝削農民。金生說：“劉錫元那老家伙，誰也說不過他，有五六個先發言的，都叫他說得沒有話說。后來元孩急了，就說：‘說我的吧？’劉錫元說：‘說你的就說你的，我只憑良心說話！（注意，倒是地主劉錫元說他只憑“良心”說話，可見“良心”是多么靠不住。——引者按）你是我二十多年的老伙計，你使錢我讓利，你借糧我讓價，年年的工錢只有長支沒有短欠！翻開帳叫大家看，看看誰沾誰的光？我跟你有什么問題？’”如果按地主劉錫元的賬本來算賬的話，農民永遠是沒有理的。所以，說“理”關鍵是站在什么角度上來說這個“理”。這里有兩種關于“理”的理解，原來認為“勢力就是理”。但“勢力”不是赤裸裸地表現出來，而是轉化為一種“算賬”的話語，在地主劉錫元那里，“算賬”才是理。表面上地主最講道理，欠債還錢似乎是天經地義，甚至可以用市場經濟、契約精神等等來講這是“在理”的：你欠了我的錢，當然要還錢，還不起本就要先還利，如果按照這個方法算賬，劉錫元自然是占了理，誰也說不過他。但是，在這個“理”之外還有另一個“理”，在小說中叫“老直理”：

元孩說：“我也不懂良心，我也認不得賬本，我是個雇漢，只會說個老直理：這二十年我沒有下過工，我每天做是甚？你每天做是甚？我吃是甚？你吃是甚？我落了些甚？你落些甚？我給你打糧食叫你吃，叫你吃上算我的帳，年年把我算光！這就是我沾你的光！憑你的良心！我給你當這二十年老牛，就該落一筆祖祖輩輩還不起的帳？呸！把你的良心收起！找你那樣說我還得補你……’他這么一說，才給大家點開路。”

這是兩種“理”的爭論，趙樹理另有一篇小說《地板》專門討論這個問題：究竟是土地創造了價值還是土地上的勞動創造了價值？按照地主的邏輯，地是我的，租給你種，當然要收租。但問題在于，光有這塊土地，沒有土地上投入的勞動，土地會不會創造價值？更關鍵的是，地主可不可以憑借土地的所有權去剝削別人？這又是一個“道理”。

  窮人該不該受窮，每個人是否都應該擁有平等的權利？這個“道理”作為既得利益集團的地主未必肯承認。實際上，農民就是要爭這個“理”，這個樸素的道理，也許可以更直觀地表述為“耕者有其田”。有自己的田，農民就可以在自己的田地上豐衣足食。這個樸素的道理——也就是“老直理”——構成了農民起來推翻地主那個“歪理”的動力。地主要保住“算賬就是理”，其實并非靠的是“說理”，更要依靠“勢力”。如果沒有勢力的話，地主沒法子維持他的理。反過來說，假如農民沒有共產黨、八路軍撐腰的話，同樣沒有辦法斗倒劉錫元。“勢力就是理”，一定是一種“勢力”在支持一種“理”。這是兩套道理的斗爭，也是兩種勢力的斗爭。趙樹理在這兒描寫的就是中國農村的階級斗爭，表現的就是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的斗爭。然而，趙樹理在小說中從來都不是通過喊標語口號來達到目的的，他將這些階級觀念和斗爭意識轉化為農民在日常生活中能夠體會掌握的對象。那些看似家長里短、婆婆媽媽的事情，在他的筆下都可能蘊含著深刻的“大道理”。趙樹理可以透過“小事件”來寫“大道理”，這是他的本事。“大道理”變成了“小事件”，但只要仔細去體會“小事件”的寫法，就會發現趙樹理原來是在講一個“大道理”。

“他這么一說，才給大家點開路，這個說‘……反正我年年打下糧食給你送’，那個說‘……反正我的產業后來歸了你’……那老家伙后來發了急，說‘不憑賬本就是不說理！一個‘不說理’把大家頂火了’。”在此情況下，大家要打劉錫元，高工作員沒讓打。這時候，小昌指著老家伙的鼻子說“劉錫元！這理非叫你說清不可！你逼著人家大家賣了房、賣了地、討了飯、餓死了人、賣了孩子……如今跟你算算賬，你還說大家不說理。到底是誰不說理？”如果只有那個賬本的理，地主就可以拿著“欠債還錢”的理，做一切不合“道理”、甚至傷天害理的事。歌劇《白毛女》中，黃世仁逼楊白勞還錢有一個具體的情境。按照中國傳統習俗，“追債”一般只追到過年前的臘月二十九，年三十也即過年那一天不能去討債。這就是為什么欠賬的人臘月二十九之前都出去躲債，年三十可以回家過年的原因。過了年，又是新的一年，你可以再欠別人一年。但黃世仁不管這個規矩。楊白勞回來過年，給女兒喜兒帶了兩尺紅頭繩作為新年禮物，本來準備歡歡喜喜過大年，沒想到黃世仁卻在此時上門逼債。這不僅是地主對農民的經濟壓迫，而且破壞了千百年中國農村的倫理習慣，也就是成了“禮俗社會”的破壞者。正如孟悅指出的那樣，地主黃世仁“逼債”的“一系列的闖入和逼迫行為不僅冒犯了楊白勞一家，更冒犯了一切體現平安吉祥的鄉土理想的文化意義系統，冒犯了除夕這個節氣，這個風俗連帶的整個年復一年傳接下來的生活方式和倫理秩序。作為反社會的勢力，黃世仁在政治身份明確之前早已就是民間倫理秩序的天敵”。 與此相比，在《邪不壓正》中，雖然王聚財等人都恨小旦，但見到小旦還是要叫一聲“小旦叔”。小旦躲在后邊抽大煙也要給他送一碗掛面過去。這就是中國人的講“禮數”。黃世仁卻不管這些“禮俗”，在大年三十除夕晚上家人團聚的日子，逼債逼到楊白勞喝鹵水自殺了。今天卻有人站在黃世仁的立場上，根據“算賬就是理”，譴責楊白勞沒有“契約精神”，這是完全罔顧中國傳統的“生活方式和倫理秩序”。所以，講不講“理”的背后還有這個基于傳統“禮俗社會”的“老直理”。

于是，可以進一步追問，“算賬才是理”，這個“理”是誰帶來的？“算賬”代表著一種經濟理性，一種現代觀念。這種理性的算計與晚清、民國以來的現代化有很大的關系。原來中國的鄉村共同體，地主與農民之間的關系并不那么對立，因為中國土地制度大概從宋代開始，有所謂“田底權”與“田面權”的區別，用今天的話說，土地具有復合而非單一的產權關系，因此，以前的鄉村共同體——也有學者叫“鄉里空間”——農民與地主的關系還可能披上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不一定表現得那么尖銳。而進入現代，特別是到了民國，農民與地主因為土地的產權關系發生的深刻變化——由復合的產權關系變為單一的產權關系——在這個變化中，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矛盾變得非常尖銳，而這個尖銳矛盾的表現形式之一即是地主奉為信條的 “算賬才是理”。 趙樹理的《地板》直接回應了土地創造價值還是土地上的勞動創造價值的問題。他的另一篇小說《福貴》講的是地主對農民的殘酷剝削不僅使一家人變窮，而且讓福貴這個原來特別能干的孩子變成村里的二流子和小偷。福貴為什么成了二流子？并不是他天性如此。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并不只是經濟上的剝奪，而且改變了農村的社會關系，造成了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游手好閑、好吃懶做和偷雞摸狗的“二流子”。《邪不壓正》中的小旦是不是一直就是地主“狗腿子”？在做“狗腿子”之前是否也像“福貴”那樣有一個從普通農民墮落成“二流子”的過程？這些隱含在“算賬才是理”背后的現象也許更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當時是“減租減息”而不是“土地改革”。雖然清算了劉錫元，并沒有把他家所有的地都收走，劉忠家里還有“四十來畝出租地、十幾畝自種地和這前院的一院房子”。農民把地主打倒了，分了地主的土地、房子和浮財，那么這些土地和財產分給誰呢？這又顯示出趙樹理的別具匠心，他從二姨寫到安發，寫安發的原因不僅僅是二姨要去找自己的弟弟，更重要的是安發這樣的老實人——從前文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只會談“莊稼話”的老實人——“減租減息”也給他帶來了好處，分了一處房子給他。那么，清算地主的土地究竟分給誰了？趙樹理通過狗狗和小昌的兒子小貴之間的關系，引出小昌老婆與安發老婆的沖突：

二姨問“北房里住的是誰？”（這又是一個空間上的劃分，可以和聚財家里的空間分布對照來看——引者按）。安發說：“說起來瞎生氣啦，這一院，除了咱分這一座房子，其余都歸了小昌。”二姨問：“他就該得著那么多？”安發說：“光這個？還有二十多畝地啦！人家的‘問題’又多，又是農會主任，該不是得的多啦？你聽人家那氣多粗？咱住到這個院里，一座孤房，前院都是劉忠的，后院都是小昌的——碾是人家的，磨是人家的，打谷場是人家的，飯廈和茅廁是跟著人家伙著的，動手動腳離不了人家。在咱那窟窿房里，這些東西，雖然也是沾鄰家的光，不過那是老鄰居，就比這個入貼多了！”

“前院都是劉忠的，后院都是小昌的”，安發的這個話帶出了“新問題”， 清算地主之后，打倒了一種“不平等”，有沒有可能因為種種原因造成了一種新的“不平等”？打倒了劉錫元，為什么小昌又起來了？盡管小昌原來也是受苦受窮的，但他現在為什么一下“牛起來了”？這時，那個關鍵的人物“老拐”又出現了。就像竹內好說得那樣，趙樹理的小說無一處有閑筆。前面老拐來幫忙，帶出了村里的階級分化。這次老拐又出現了，正好是來拜年，問題當然是如老拐這樣的窮人有沒有從“減租減息”中得到好處？二姨笑著說：“老拐！你就沒有翻翻身？”老拐也笑了笑說：“咱跟人家沒‘問題’！”什么叫“沒問題”？其實是一個“新問題”。安發說：“你叫我說這果實分的就不好，上邊既然叫窮人翻身啦，為什么‘沒問題’的就不能翻？就按‘問題’說也不公道——能說會道的就算的多。”

在這段對話中，趙樹理忽然很觸目地插入了“問題”這個農民相對陌生的詞語，前后的對話都用的是農民的口頭語，唯獨“問題”不是農民的口頭語，而且農民也不一定清楚“問題”究竟是什么意思。具體而言，“問題”指的是地主與農民之間的剝削關系，把剝削關系揭示出來叫“有問題”，所謂“清算”也即清算這種剝削關系；假如地主與你沒有剝削關系，清算出的地主的財物也就跟你沒關系，這就是“沒問題”。關鍵的是趙樹理為什么要用“問題”這個詞，而且特意打上引號。實際上他通過這個打上引號的詞語，表明了區上工作隊的“減租減息”只是做成了一鍋“夾生飯”，表現為工作隊用農民不太理解的新名詞，硬生生地嵌入到農民的日常生活語言中。農民即使會說“翻身”、“問題”等這些新名詞新說法，并不意味著他們已經很好地理解這些“名詞”、“說法”背后的含義。雖然農民不能自覺地把工作隊所說的“問題”與自己的切身利益聯系在一起，但也能自發地發現清算的果實分得不公平，就像安發說得那樣：“像小旦！給劉家當了半輩子狗腿，他有什么‘問題’？胡捏造了個‘問題’，竟能分一個騾子幾石糧食！”  

  小旦本來是地主家的狗腿子，可是會見風使舵，就在“清算”中成了“積極分子”。回到小說的題目“邪不壓正”，表面上看邪正分明，劉錫元是“邪”，受壓迫的農民是“正”。可是在“正”與“邪”之間，往往還有“灰色地帶”。“灰色地帶”就會出現像小旦這樣的人物，他根本不是地主，也成不了地主，好吃懶做，還抽大煙，給他多少地，他吃得吃，賣得賣，永遠是窮光蛋。如果按照經濟地位來劃分階級，那么小旦只能是貧農，但他作為流氓無產者，見風使舵，直接轉化為“壞干部”。所以安發這樣說“小旦”：“不用提他了，那是個八面玲瓏的腦袋，幾時也跌不倒！” 那么，正邪之間的“灰色地帶”究竟怎么處理？共產黨、八路軍和工作隊該如何對待小旦這樣的人物？這是趙樹理在《邪不壓正》中提出來的嚴峻的問題。在根據地，往往因為小旦這樣的“壞干部”，使共產黨之前取得的成就化為烏有，影響老百姓對于“新力量”的認同。

在新的形勢下，由“舊歷”中秋節標志的傳統農村世界在經受“民國”以來的變動后，再一次因為共產黨、八路軍的到來，開始發生某種新變化。這些變化對村里哪些人產生了什么樣影響？安發分到一間房，老拐什么也沒有得到，小旦和小昌好像“發了”，而且變得“牛氣了”。……那么，聚財家發生了什么變化？“說理”的問題又再一次出現了，軟英應不應該與劉忠退婚？二姨去找大姐也就是王聚財的老婆，王聚財老婆告訴妹妹，在應不應該退婚這件事上，父親與女兒完全鬧翻了。王聚財和軟英為什么鬧翻了？父親有一套父親的道理，女兒有一套女兒的道理，兩套道理通過二姨表達出來。通過這兩套不同的道理，我們可以看出王聚財代表了老一代的農民，而軟英則是成長中的新一代農民，他們面對八路軍、共產黨帶來新變動，做出了不同的反應

首先看王聚財怎么對二姨說這件事。二姨先去探王聚財的口氣。王聚財說：“年輕人光看得見眼睫毛上那點事！一來就不容易弄斷，二來弄斷了還不知道是福是害！日本才退走四個月，還沒有退夠二十里，誰能保不再來？你這會惹了劉忠，到那時候劉忠還饒你？還有小旦，一面是積極分子，一面又是劉忠的人，那種人咱惹得起？他們年輕人，遇事不前后想，找出麻煩來就沒戲唱了！”按王聚財的理解，這個世道究竟有沒有變，我們不知道，要看看再說。這就呼應了小標題“看看再說！”更重要的是，王聚財心里面所想的并不僅僅是“看看再說”，背后有一個更深的打算，這個打算代表了中國農民對世界更基本的看法，如果說“算賬”，這也是“算賬”吧，但不是現代經濟理性的算賬，而是傳統小農經濟的算賬。這就是看你會不會“過日子”。他說小寶是一個不會“過日子”的人，不會為自己打算：“去年人家斗劉家，他也是積極分子，東串連人，西串連人，喊口號一個頂幾個，可是到了算賬時候，自己可提不出大‘問題’，只說短了幾個工錢，得了五斗麥子。人家小旦胡捏了個問題還弄一個騾子幾石糧食，他好歹還給劉家住過幾年，難道連小旦都不如？你看他傻瓜不傻瓜？只從這件事上看，就知道他非受窮不可！要跟上小寶，哪如得還嫁給人家劉忠！”王聚財是一個中農，他的“算賬”，就是如何為自己著想。所謂小農意識建立在自給自足的經濟基礎上，決定了他光會為自己著想，不會為別人想。而小寶這樣的農民，只為別人想不為自己想，在王聚財心目中，這就是不會“過日子”的表現：“嫁劉忠合適就嫁劉忠，嫁劉忠不合適再說，反正不能嫁小寶！”王聚財斬釘截鐵地說了這個結論。“聚財說了這番話，二姨覺得‘還是大姨夫見識高！應該拿這些話去勸勸軟英。’”二姨認同了王聚財對小寶的判斷，也認為小寶不是一個會過日子的人，不能把女兒嫁給他。這里可以看出中國農民對一個人有沒有出息有一套自己的理解，而且看起來很有道理。

接下來，二姨就去勸軟英。軟英也對二姨說了一番道理。軟英要嫁給小寶，不愿意嫁給劉忠。有這樣的想法并不是簡單地反抗自己的爹，和他對著干。她說：“要以我的本意，該不是數那痛快啦？可是我那么辦，那真把我爹氣壞了。爹總是爹，我也不愿意叫他再生氣。我的主意是看看再說。劉錫元才死了，劉忠他媽老頑固，一定要他守三年孝。去年八月十五到九月十三，二十七天還能變了卦，三年工夫長著啦，劉家還能不再出點什么事？他死了跑了就不說了，不死不跑我再想我的辦法，反正我死也不嫁給他，不死總要嫁給小寶！”軟英說完了，二姨覺得這話越發句句有理。兩個人各有各的道理，兩套道理放到一處是對頭，不過也有一點相同——都想“看看再說”，都愿意等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