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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讀”的起點：由“人”出發還是由“事”出發？

趙樹理的小說《邪不壓正》1948年10月13日起在《人民日報》上連載，馬上就引起了激烈的爭論。1948年12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黨自強的《〈邪不壓正〉讀后感》和韓北生的《讀〈邪不壓正〉后的感想與建議》兩篇觀點相互對立的文章。1949年1月16日《人民日報》又用了一個版的篇幅，發表了耿西的《漫談〈邪不壓正〉》、而東的《讀〈邪不壓正〉》、喬雨舟的《我也來插幾句——關于〈邪不壓正〉爭論的我見》，王青的《關于〈邪不壓正〉》一組文章展開討論，同時還配發了《人民日報》編者的文章《展開論爭推動文藝運動》。這篇文章指出，圍繞《邪不壓正》這篇小說“論爭的重點，主要集中在作品的現實指導意義上，因而也牽涉到對農村階級關系、對農村黨的領導、對幾年來黨的農村的政策在農村中的實施……一些基本問題的認識的分歧”。

具體來看這場討論，可能涉及到的問題并不止于“作品的現實指導意義”。黨自強認為《邪不壓正》“把黨在農村各方面的變革所起的決定作用忽視了，因此，紙上的軟英是脫離現實的軟英，紙上的封建地主是脫離現實的封建地主，于是看了這篇小說就好像看了一篇《今古奇觀》差不多，對讀者的教育意義不夠大”。批評的焦點固然集中在“作品的現實指導意義”，但也隱含著將《邪不壓正》理解為與《小二黑結婚》有著某種類似的、描寫“農村青年男女愛情及其波折”的小說。正是出于這樣的理解，他認為趙樹理這部作品在“人物塑造”上存在著較大的失誤：“小寶應該是優秀的共產黨員，應該是有骨氣的。軟英應是由希望、斗爭、動搖、猶豫以致堅定。堅定的思想應該必須是在黨的直接或間接教育培養下產生出來的?！?不過，另一位評論者耿西“不同意黨自強同志那種結論。那個結論好像是從幾個固定的框子里推斷出來的，并沒有切合實際的分析”，而且他與黨自強的分歧還在于“趙樹理這個作品不是寫一個普通的戀愛故事，而是通過這個故事在寫我們黨的土改政策。特別是在寫一個支部在土改中怎樣把黨對中農的政策執行錯了，而又把它改正過來。這篇小說便是在這種波動中發生在一個農家的故事。這正是我們在土改運動的某個側面和縮影。因此，這個作品只能拿我們黨在土改中的政策去衡量。離開了這個標準，我以為很難涉及到這篇小說的本質。”

趙樹理應該同意耿西對《邪不壓正》的判斷，他在回應這場討論的《關于〈邪不壓正〉》一文中特別強調：“我在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把重點放在不正確的干部和流氓身上，同時又想說明受了冤枉的中農作何觀感，故對小昌、小旦和聚財寫的比較突出一點”，與這種構想有關，“小寶和軟英這兩個人，不論客觀上起的什么作用，在主觀上我沒有把他兩個當作主人翁的”，他倆的戀愛關系不過是條結構上的“繩子”而已，“把我要說明的事情都掛在它身上，可又不把它當成主要部分”。由此一來，《邪不壓正》中的人物“劉錫元父子、聚財、二姨、錫恩、小四、安發、老拐、小昌、小旦等人，或詳或略，我都明確地給他們以社會代表性”，這樣才能“使我預期的主要讀者對象（土改中的干部群眾），從讀這一戀愛故事中，對那各階段的土改工作和參加工作的人都給以應有的愛憎”。

如果著眼于“事”，《邪不壓正》的重點不在“戀愛”，而在“土改”，這點恐怕相當清楚；然而著眼于“人”，《邪不壓正》究竟塑造出了怎樣的主要人物形象，是聚財還是軟英？就不太明白了。與趙樹理的《關于〈邪不壓正〉》同時刊登在《人民日報》上的，還有一篇竹可羽的《評〈邪不壓正〉和〈傳家寶〉》，這篇評論同樣具有總結這場討論的性質：“這篇小說的主題，既非軟英和小寶的戀愛故事（黨自強說），也非黨的中農政策問題（耿西說）；這篇小說的主人公，既非軟英和小寶（黨自強說），也非元孩和聚財（耿西說），而是軟英和聚財”。 很顯然，竹可羽試圖整合兩種互相沖突的說法，同時也指出趙樹理的這篇小說“問題就在于作者把正面的主要的人物，把矛盾的正面和主要的一面忽略了”，這一問題的集中表現就在于趙樹理沒有塑造好“軟英”這個“主要正面人物”：“作者把軟英寫成一個等待著問題解決的消極人物，作者沒有把農村青年的婚姻問題和農村問題結合起來，指出合理的爭取或斗爭過程。因此，這個問題這個人物，沒有給與我們讀者以應有的教育意義”。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竹可羽對趙樹理的批評，并非完全著眼于“作品的現實指導意義”，他讀了趙樹理的《關于〈邪不壓正〉》后，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再談談〈關于《邪不壓正》〉》，進一步聯系“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以俄蘇文學的果戈里《死魂靈》和高爾基《母親》塑造“典型人物”為創作典范，認為“人物創造”，在趙樹理的創作思想上“還僅僅是一種自在狀態”，“因此，假使這可以算是作者創作思想上不夠的地方，那末，這個弱點正好在《邪不壓正》上明顯地暴露出來，并在《關于〈邪不壓正〉》上作了這個弱點的一種說明”。進而告誡趙樹理，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中，“人的因素”具有“決定的意義”，“因為人，永遠是生活或斗爭的核心，永遠是一個故事、事件、或問題的主題。所以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首先在善于描寫人。但，這在當前中國文藝界，似乎還沒有普遍被重視起來……在趙樹理的創作思想上，似乎也還沒有這樣自覺地重視這個問題”。

確實，趙樹理的創作并不以“人”為中心，也很難說他塑造出了什么令人難忘的“典型形象”。就像趙樹理自己所說的那樣，“每天盡和我那幾個小冊子中的人物打交道”，寫作的材料“大部分是是拾來的，而且往往是和材料走得碰了頭，想不拾也躲不開”。 這種似乎比較被動的創作方法，正是被竹可羽視為對“人物創造”還處于“一種自在狀態”的表現。采訪并翻譯過趙樹理三部書的杰克?貝爾登同樣對他小說中的“人物描寫”表示失望：“…人物往往只有個名字，只不過是一個赤裸裸的典型，什么個性也沒表現出來，沒有一個作為有思想的人來充分展開的人物?！?無論是認為趙樹理筆下的人物不夠“典型”（如竹可羽），還是缺乏“個性”（貝爾登），都意味著趙樹理小說不以“人”為重點和中心的寫法，和一般意義上的“現代小說”有較大的分野，也使得深受“現代小說”閱讀趣味影響的批評家和翻譯家難以理解趙樹理的小說。

但對于試圖沖破“現代小說”乃至“現代主體”慣例的文學研究者，趙樹理小說的這一“反現代”的特質卻不能不引起他們的注意。洲之內徹在討論“趙樹理文學的特色”時，非常具體地指出“趙樹理小說”與以“心理主義”為基本特征的“現代小說”的區別：“趙樹理的小說沒有人物分析。既是現代小說創作的基本方法，同時又是消弱現代小說的致命傷的所謂心理主義，和趙樹理文學是無緣的。心理主義可以說是自動地把現代小說逼近了死胡同。即使這樣，無論如何它對確立現代化自我也是不可缺少的，或者說是不可避免的，也可以說是現代化命運的歸宿。受到這種宿命影響的讀者，對趙樹理的文學恐怕還是不滿意的吧?；蛟S是趙樹理證明了中國還缺少現代的個人主義等等。對于這類有礙于革命的東西不能不有所打擊。而所謂新文學的文學概念之所以曖昧，其原因就在于此。即：一方面想從封建制度下追求人的解放，同時另一方面又企圖否定個人主義。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而竹內好則更近一步地確認了“趙樹理文學”這種“反現代”的“現代”特質：“從不懷疑現代文學的束縛的人的觀點來看，趙樹理的文學的確是陳舊的、雜亂無章的和渾沌不清的東西，因為它沒有固定的框子。因此，他們產生了一個疑問，即這是不是現代文學之前的作品？…粗略地翻閱一下趙樹理的作品，似乎覺得有些粗糙。然而，如果仔細咀嚼，就會感到這的確是作家的藝術功力之所在。稍加夸張的話，可以說起結構嚴謹甚至到了增一字嫌多，刪一字嫌少的程度。在作者和讀者沒有分化的中世紀文學中，任何杰作都未曾達到如此完美的地步。趙樹理以中世紀文學為媒介，但并未返回到現代之前，只是利用了中世紀從西歐的現代超脫出來這一點。趙樹理文學之新穎，并非是異教的標新立異，而在于他的文學觀本身是新穎的。”

趙樹理自己或許并沒有意識到他的小說具有“以中世紀文學為媒介”、“重返現代”的特質，但竹內好指出他的作品“結構嚴謹甚至到了增一字嫌多，刪一字嫌少的程度”，趙樹理想必會很滿意。趙樹理小說的結構不以“人”為焦點，而是以“事”為重心，看似隨意，卻極用心。只不過這份“用心”不一定能被那些一直要求小說寫“人”的讀者充分體會罷了。按照趙樹理的說法，他的小說重點在“事”，卻也不是為“寫事”而“寫事”，“事”的背后是“問題”：“我在做群眾工作的過程中，遇到非解決不可而又不是輕易能解決的問題，往往就變成所要寫的主題”。 這段話常被簡單地理解為“趙樹理小說”就是“問題小說”，然而，如果把“問題”放在之前討論的趙樹理小說的焦點從“人”到“事”的轉換中，就會發現“問題小說”也不簡單。“事”一旦遇到“問題”，就從靜態的存在變成動態的過程，就意味著原來的存在遭到質疑，過去的秩序不再穩定。因此，人們可以藉由這一時刻，追問這“事”合不合“道理”？通不通“情理”？趙樹理通過“問題”，把“事”、“理”、“情”三者勾連起來，在動態中把握三者的關系，讓“事”不斷地處于“大道理”和“小道理”、“新道理”和“舊道理”以及“人情”、“愛情”、“階級情”等不斷沖突、更新與融合的過程中：譬如鄉村男女過去的婚姻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但“婚姻法”頒布了，小青年的“愛情”就不僅“合情”，而且“合理”、“合法”了（《小二黑結婚》；閻家山一直是富人掌權、窮人受壓，但共產黨來了，這樣的“事”就不合“理”了（《李有才板話》）；地主出租土地獲得地租從來不算是“剝削”，但如今是“勞動”還是“土地”創造“價值”，這“理”一定要辯辯清楚了（《地板》）……由于圍繞“問題”來組織“事”、“理”、“情”之間的關系，不只使得趙樹理小說“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題，容易產生指導現實的意義”，并且也讓作品的“結構嚴謹甚至到了增一字嫌多，刪一字嫌少的程度”。這種既將“內容”形式化，又把“形式”內容化的方式是“趙樹理文學”的真正“新穎”之處，其關注的核心并非日本學者所感興趣的“現代主體”之批判意識，而是新的“道理”是否能夠合符“情理”地深刻改變、契合并升華這塊古老土地上的種種“事情”。至于“人”，根本就不存在著所謂抽象的“人性”和“主體”，只有回到“事情”及其遭遇“問題”的過程中，“人”的改變才變得合“情”合“理”。如此看來，《邪不壓正》中聚財那一句“這真是個說理地方”，對“趙樹理文學”來說，可謂畫龍點睛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