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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回首2016，世界局勢異常動蕩，經(jīng)濟危機、恐怖襲擊、難民大潮、政治丑聞已成為國際新聞中屢見不鮮的關鍵詞。相比之下，中國則保持著相對平穩(wěn)快速的發(fā)展態(tài)勢，顯得“風景獨好”。

對此，人們看法不一：有人歡欣鼓舞，有人極力唱衰，有人視之為大國的崛起，有人貶斥為和平之威脅。出現(xiàn)這種分歧，意味著對當代中國社會性質的思考有著極不相同的思路。某些左翼人士認為，中國已經(jīng)成為世界資本主義中心，放棄了社會主義理想，因此應極力將這個變質的國家機器一舉破壞；另一些左翼同樣反對西方普世價值，但宣揚國家理性，具有很強的國家主義色彩；在右的一邊，有人仍然充當新自由主義的吹鼓手，為發(fā)展資本主義搖旗吶喊，有人則幻想用儒家倫理、鄉(xiāng)賢政治等傳統(tǒng)資源來重構中國社會的秩序。

這些思潮雖然喧嘩如雷，但都欠缺對當代中國社會性質的深入思考，它們在不同程度上都犯了用理念代替現(xiàn)實的錯誤。我們認為，要真正理解和解決當代中國的問題，就必須把中國的現(xiàn)實放在自身的歷史脈絡和整個世界史的構架中去思考，既不能固守左派教條而全面否定，也不能因為國家理性而一味歌頌，更不能打著“文化復興”的幌子開歷史倒車。只有通過對歷史和現(xiàn)實的全面把握，厘清當代中國的社會性質，才能夠打開通向未來的大門。羅崗教授結合自己2016年的閱讀而寫就的這篇短文，正是針對以上種種思潮的失誤有感而發(fā)。既是對2016年中國思想動態(tài)做一回顧，同時也衷心希望在2017年，對中國問題的理解能夠排除偏見，“保衛(wèi)已有的，爭取應有的”，在正視歷史與現(xiàn)實的基礎上產(chǎn)生新的發(fā)展。

本文由微信公眾號“保馬”（ID：PourMarx）首發(fā)，觀察者網(wǎng)獲授權發(fā)表。

原文如下：

1989年，陳映真先生在《人間》雜志6月號上發(fā)表了富有深意的《悲傷中的悲傷》一文，追問究竟“有誰具體分析過（中國大陸）開放改革體制下中國社會矛盾的本質呢？”二十多年過去了，他的追問至今恐怕也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

1981年夏，前往泰源監(jiān)獄途中。左施善繼，右陳映真（曾淑霞攝）

當下“中國社會性質問題”首先涉及的是如何理解“中國的崛起”？無論是將這一崛起解釋為“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不妨借用黃亞生的書名——大獲全勝（Yasheng Hua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或者更精致地表述為，“并不試圖揭示一個不存在的“中國式資本主義”，而在于解釋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國情下，如何萌芽、繁榮和衰敗”（孔誥烽：《中國為何不會統(tǒng)治世界》，中信出版社，2016），都在更深層面上印證了資本主義的普遍性：他們普遍將“中國模式”視作“新自由主義”經(jīng)濟一個更進步和更高級的替代形式，這種模式以不受監(jiān)管的自由市場力量為前提，從1980年代里根和撒切爾夫人倡導的自由市場改革開始，盛行至今。（大衛(wèi)· 哈維：《新自由主義簡史》，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

跳脫出這種來自西方的偏見，我們是否也可以將“中國的崛起”理解為對資本主義普遍性的突破，正在給非西方國家創(chuàng)造出一種新的可能性呢？正如文一所指出的，中國從一個貧窮積弱的農(nóng)業(yè)社會向工業(yè)超級大國的驚人轉型所蘊含的“發(fā)展政治經(jīng)濟學”邏輯，不僅從一個側面深刻揭示了當代西方主流經(jīng)濟學的根本缺陷，而且也為非洲難以逃離的貧困陷阱，拉丁美洲失去的年華和不斷滋生的債務危機，19 世紀的大分流和歐洲的異軍突起，以及貌似神秘的英國工業(yè)革命本身提供了新的更加深刻的注釋。（文一：《偉大的中國工業(yè)革命：“發(fā)展政治經(jīng)濟學”一般原理批判綱要》，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追溯這種新的普遍性的來源，不難發(fā)現(xiàn)中國不是簡單地追隨西方現(xiàn)代化的道路，因為就政治結構而言，當代中國的體制是1949年建立的人民共和國的產(chǎn)物；就國家規(guī)模和主權關系而言，當代中國的完整性卻可以追溯至清王朝與誕生于1911年革命的新生共和國之間的連續(xù)性上。換句話說，中國革命和中國傳統(tǒng)的連續(xù)性為中國崛起的普遍性提供了歷史的和現(xiàn)實的前提。（汪暉：《短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與政治的邏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36——2015）

因此，假如今天還需要要重新設想某種突破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則不得不進一步在世界史意義上思考中國問題。具體而言，這必然涉及到理論與現(xiàn)實兩個方面：“理論”指的是當代左翼思想如何在理論上理解國家，一方面必須反思流行的左翼國家理論，譬如建立在東南亞殖民國家歷史和經(jīng)驗基礎上的“想象的共同體”論述，是否放之四海皆準？（本·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于散布》（增訂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就像汪暉批評得那樣，“安德森將許多精力花在用各種細節(jié)解構民族與族裔之間的同構關系，以致于他的一些有心的或無心的讀者——甚至其本人——在分析當代民族主義現(xiàn)象時忘卻了他的民族主義分類的政治出發(fā)點，即對抵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與官方民族主義的政治區(qū)分”。由此不難推斷，各種各樣的國家和民族主義的理論都應該重新放回到各自的歷史脈絡中來理解，從而確定其理論的適用度；這就牽涉到另一方面，基于不同歷史和語境的國家歷史和經(jīng)驗，是否可以并且需要進一步理論化？從而改變那種將來自西方的理論簡單直接地套用到各種歷史與現(xiàn)實的狀況。譬如前殖民地反抗西方爭取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的建國經(jīng)驗如何轉化為理論論述？再譬如從“帝國”向“民族國家”的轉化中建立的國家如何因繼承帝國的遺產(chǎn)而形成了特殊的國家形態(tài)，這樣的國家究竟是“民族國家”或者是其它形態(tài)的“國家”（如“文明國家”）？（柄谷行人：《民族與美學》，西北大學出版社，2016）如果非西方左翼既不能在理論上反思西方左翼的種種論述，又不能對自身的建國經(jīng)驗和國家狀況加以理論上的把握和展開，自然只能死抱教條，無論質疑民族國家，還是批判全球資本，只是從某種先定的概念出發(fā)，難免不接地氣，只唱高調。

而所謂“現(xiàn)實”，指的是如何認識現(xiàn)實的而不是想象的中國，這既關涉中國與歷史的關系，給現(xiàn)實的中國貼各種標簽是很容易的，譬如官方提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以及西方標注的“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等等，似乎都可以在現(xiàn)實中國找到某種印證。布魯斯·卡明斯曾經(jīng)說過一句名言，在許多美國政客眼中，“中國”始終是“其它某物的隱喻”，可以任意根據(jù)自我的需要賦予其“物的意義”。（ 布魯斯·卡明斯：《視差：美國與東亞的關系》，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6）但問題在于，“現(xiàn)實中國”是在“歷史”中形成的，這個歷史不僅文明悠長，而且革命激烈，絕非簡單套用“通三統(tǒng)”之類的說法就能均質地把握，因為內在地包含了各種沖突、矛盾和斗爭，但最終還是維系了一個穩(wěn)固的共同體。如何在矛盾統(tǒng)一中理解現(xiàn)實中國，而不是將現(xiàn)實中國當作既定的、已經(jīng)完成的客體來把握，這不僅是方法論的分野，也會因為這點點不同，在左翼內部形成具有極大差異性的分歧。需要強調的是，中國和歷史的關系不只是一種文化上的聯(lián)系，更是一種政治上的決斷，因為革命、共和和社會主義構成了中國歷史與現(xiàn)實延續(xù)性的前提，離開了這種延續(xù)性，譬如孤立地談論儒學的復興或者傳統(tǒng)的復活，都將變得失去依憑，毫無意義；而要理解現(xiàn)實中國，則需要將革命與改革、社會主義與市場經(jīng)濟、人民與國家、群眾與黨乃至黨和國家看成是矛盾的統(tǒng)一體，彼此沖突但也相互依存，這種關系不是理論意義上的矛盾統(tǒng)一，也是歷史作為現(xiàn)實的前提所決定的，只有面對這種復雜的矛盾狀態(tài)，才能找到言說“中國”的話語與能力。（李零：《我們的中國》，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6）

所以，重新理解“中國”的根本的出發(fā)點在于是否能夠面對這種歷史與現(xiàn)實糾纏在一起的復雜狀況。如果說歷史與現(xiàn)實的糾纏決定了現(xiàn)實中國的狀況，那么如何在世界史意義上理解近年來中國的崛起以及相關話語，自然涉及到的是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對于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經(jīng)濟近四十年的快速增長，特別是 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實力的提升，中國崛起的話語逐漸引人矚目，西方正在形成新一輪“中國威脅論”，也即把中國作為一種新的霸權，并將中美之間的關系看作是資本主義霸權更迭的癥候，再加上中國特有的黨國體制，這種 “黨國資本主義”就是一種與西方“自由民主資本主義”既有差別且更劣質、危害也更大的“資本主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西方激進左翼和保守右翼之間的差別很大，但在如何看待中國的問題上竟然奇妙地達成了某種共識。

特朗普新任命的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就是個“中國威脅論者”，圖為他和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章家墩在一起宣傳其書《被中國殺死》。

然而，就像始終關注資本主義霸權更迭的左翼學者阿里吉指出的，中國的崛起還意味著另一種可能性，那就是這個世界如何最終擺脫資本的邏輯和資本主義的霸權周期。既然布羅代爾說資本主義并不等于為市場生產(chǎn)，那么，亞當·斯密設想的市場社會有沒有可能提供一個馬克思描繪的、平等主義的資本替代方案？他最后的希望在于，“中國的崛起是否可被視為230年前斯密所預言并倡導的歐洲民族以及非歐洲后裔間更大的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先兆，以及在何種條件下可被視為此先兆”（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而對于身在其中的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重溫陳映真先生近20年前的呼吁則顯得尤為必要：“如果中國的社會科學不能對世界性核武戰(zhàn)爭的威脅、生態(tài)環(huán)境體系的崩壞閉上眼睛；不能坐視民族對立、社會不公、南北的兩極分化帶來人類最終的破滅；不能不理會社會的弱小者在工業(yè)化的大義名份下被當做廢品、不合格品橫遭棄置和欺凌，就理當把長期以來革命論和建設論、計劃論和市場論、斷裂論和連續(xù)論的矛盾反復統(tǒng)一起來，建設我們新的、回應了時代召喚的社會科學。”（陳映真《時代呼喚著新的社會科學──1997年4月22日演講于中國社會科學院 》）

謹以此文紀念陳映真先生（1937年11月8日—2016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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