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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按：2013年11月，觀察者網轉載北京青年報對李中清先生的專訪，談高考制度的公平性，引發讀者熱議。3月4日，在政協教育界討論會上，北京語言大學教授石定果委員對政協主席俞振聲說：結合我國國情，全國統一高考不僅是個教育問題，而且關乎社會公平正義，在自主招生等高考改革上一定要慎重，因為讓工農子弟、中下層人民的孩子平等接受教育非常重要。她提起李中清教授與人合著的《無聲的革命》。石定果說：“我推薦俞主席看一下。”俞正聲當場告訴她，自己讀過此書，并已向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做了推薦。一段時間以來，高校教育市場化、招生自主化的口號響亮。時髦口號掩蓋了歷史遺產，卻遮擋不住現實問題。若干年前，甘陽教授曾經毅然撰文阻止了北京大學的公司化改革。近日，甘陽教授向觀察者網推薦兩位青年學者的文章，再次探討高教改革，別具一格。現全文發表。】

新年伊始，大學招考制度被政府列為高等教育改革中的頭號要務，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提出“招生和考試相對分離”解決“一考定終身”成為改革的要旨，同時也留下了不小的解讀空間。大學招考制度關系到家家戶戶的希望，大學人才培養的成效，更深遠地影響著社會正義、國計民生和國家發展。如果缺乏改革的科學依據，可能使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招考改革僅僅呈現為教育權與利的此消彼長，最終難免顧此失彼疲于應付。應聲行動之前緊要的是問對問題，甄別癥結。

招考制度改革不容易找準方向。首先必須強調，招生本身并不是目的，人才培養才是真正的目的。因此，招生和培養不能割裂來看，讓人才得到最適合的培養才是大學改革招考的目的和行動準則。招考制度決定著教育資源的分配，教育規律卻告訴我們對于教育資源“合適”比“多占”更優。教育著眼于人的發展性，承認學生在求學階段總還有未顯露的潛力。寄望于徹底識別出人的潛力違背教育規律，是任何招考制度都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現行制度的最大弊病即在于使招生異化為“招分”，誘使大學忽略學生個體潛力與學校培養特色的適配。結果是，一校的招生能力再強，只可能招到所有最高分的學生，卻不可能盡攬未來發展得最好、最優秀的人群。

目前的社會輿論或許以為，這次改革將使原高考制度被功能拆分，大學自主招生制度則有所抬頭。但本文認為，改革不應糾纏于統一考試和自主招生誰取代誰的問題，也不應拋棄三十多年的高考及十多年大學自主招生所積累下的制度基礎與選才經驗。真正的問題在于如何恰如其分地運用組合手段發揮比單一手段更好的效果，改革整體方案的根本目標應該是：努力實現把原先“高分掐尖”導向的招考制度，轉變為大學與考生之間相互“識別匹配”的模式，還原招考以選才為本。

在本文下面提出的方案中，高考（即全國統一標準化考試）將繼續維護統一國家的教育權威，保障基于學業選拔的社會公正，并提供大學招考所需的穩定、可比的參考指標。但與此同時，把招生決定權從高考中分離出來，使大學和考生都能更自主地去追求、定義什么是好學生、好大學，而分數只是構成“好”的一個必要而不充分的參考值。學生能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被大學較細致地考察。大學則可以通過辦學定位、學科優勢、文化精神和培養特色等，在與同水平大學的競爭中發揮特長吸引學生。這項改革方案也將促進大學辦學水平和對人才培養的深度探究，促使招生工作和育人工作在大學里不能各自為政，從而形成合力。

以下我們先對現行高考制度與自主招生制度的利弊各做簡要分析，以甄別目前大學招考制度的癥結何在。

高考：掐尖沒有贏家

高考的要旨是通過統一的命題、組織考試、閱卷評分來提供一個穩定、共同的學業評價標準，最大程度保證對所有考生一視同仁的公正，并且節省人力、物力，減輕考生、中學、大學負擔，節約社會成本。高考的存在奠定了現代中國學校教育的秩序，體現著社會階層流動的公平、正義，凝聚著通過知識、能力、才干而非家庭出身等先天條件實現人生夢想的國民信仰。

參與這種憑借知識、才智而非出身的舉國競爭性選拔必然是辛苦的。如果妄圖消滅這種辛苦，那唯有反智一途，更不用提國際競爭了。相信這不是改革的目標。王陽明曾勸誡為科舉苦讀的弟子們說“不患妨功，惟患奪志”。然而現今的高考制度弊病之大，確已不止妨功、奪志。下面列舉三點，以厘清哪些制度問題造成了不必要的痛苦。

1、選才異化為“招分”

在與高考相匹配的統招制度下，大學只能決定各省錄取分數線，招生這件非常人格化的雙向選擇工作被分數自動決定，大學和考生的質量都被異化為抽象可比的分數。考生只能用分數證明自己。假使多考了一分，在學業成就上并不能說明什么，但是在高考統招制度下卻能實實在在地把上萬人比下去，這不僅造成巨大的學業壓力，還對成才的價值觀構成最有說服力的誤導，嚴重違背教育原則。大學也沒能從學生的激勵競爭中獲益。因為大學及其專業的質量被錄取分數線遮蔽。考分把大學之間復雜綜合的培養能力競爭簡化為單調的排序，為了確保較高的錄取分數作為來年招生時辦學優勢的信號，大學的招生操作中不得不把錄取多高的分數置于錄取什么樣的考生之上。

這也就是頂尖大學連年爭奪“狀元”、比拼“分數線”的深層原因。據了解，許多大學領導和資深教師都坦誠其實招到更多的“狀元”，除了對大學表面的聲譽和來年的招生有利，并無更多好處。“狀元”現象凸顯了高考統招制度把“分數”看得比“人”重要的偏差。

不僅大學爭奪高考“狀元”，許多地方政府也會重獎他們

2、被考分脅迫的大學

由于高考是基于總分的一元學業評價，既是保證公平的“紅線”，也成了非人性化的枷鎖。高度集中的“獨木橋”效應不僅對考生壓力巨大，對大學也構成脅迫。加之近年“平行志愿”、“出分填志愿”等規則的推行，使頂尖大學在相對單一的排名序列中具有絕對優勢。考分最高的清華、北大錄取的最低分仍會高于其他C9大學[“C9大學”指首批進入國家“985工程”的九所著名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南京大學和西安交通大學。]的錄取分數。從國家全局來講這并不合理，因為中國一流大學之間并不存在如此絕對的培養優勢，高度中心化的招生制度正在加劇中國一流大學之間的差距，變相剝奪著許多優秀大學的生源和百家爭鳴的機會，抑制著中國大學總體上改進人才培養的活力。這也使全國各地的人才過于集中，長期不利于地域間均衡的發展。

另一方面，即使清華、北大對現狀也不能滿足，他們認為高考成績排出的序列的最前段與真正想要的最優秀人才群體的交集越來越小。這主要是全國統一考試的區分度不夠和形式單一所致。外界看來清華、北大已經成功達到了掐尖的目的，但他們事實上正是自主招生改革的先鋒。

3、“狀元變笨了”

任何一種有0分、滿分、最小累進單位的考試，區分度總是有限的。高等教育大眾化后，需要區分的人群擴大至過去的10多倍，考試的內容和分數變化卻不大，區分度自然畸變。如今，雖然基礎教育水平總體上提高了，照顧到全體考生，再加上近年來“減負”的輿論助推，考試的難度只能以大部分中段學生的負擔程度為標準，一些考題難度甚至低于十多年前高等教育處于精英階段[高教學界共認的馬丁?特羅的高等教育發展階段理論定義：當毛入學率在15%以下時屬于精英教育階段，15%－50%為大眾化階段，50%以上為普及化階段。三階段遞進，在后一階段中前一階段的高教樣態雖然繼續存在，但總體上三個階段的高等教育具有全面質的不同。]的試題就不足為怪了。所以，在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全國統考對考生群體大體上的分段、分層是有效的，精確到對個體的識別則需要補充手段。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中國大學毛入學率首次超過15%，標志著從精英階段步入大眾化階段，翌年，頂尖大學開始試行自主招生，這個時間關系恰好與我們的判斷契合。

對頂尖大學來說，考題難度的下降趨勢還導致得最高分的考生群體與最聰明、有潛力、創造力的群體間分歧擴大。較低難度下的得最高分意味著對智力、稟賦要求不高，而對細心、不出差錯的品質要求更高，甚至鼓勵守陳規的解題套路而不是冒險創新。這就是我們在頂尖大學的教授的訪談中經常聽到抱怨“現在的學生越來越不聰明了”的主因。

4、命題權分化與統考變質

我國可能的考試主辦者、命題方有：1. 國家教育部（集權）、2. 省級教育主管單位（分權）、3. 大學自主/聯盟（分權）、4. 社會考試機構（集權或分權）。2004年左右起至今我們逐漸從國家統一命題轉變為分省命題。此舉看似因地制宜，符合地域間基礎教育水平的差異，命題壓力和組織難度較小，卻背離了高考的基本性質。于是就出現了一系列統一高考本不應有的弊端：1）大學教師（特別是理工科）發現不同生源地學生的數理基礎差異越來越大，造成教學困難。由于大學教育更側重自學，這給本省高考考綱要求較低的學生帶來不必要的壓力和自信的挫折。2）分省命題進一步強化、固化教育的地域差距，且省級命題水平不齊，總成本更高。3）高考命題是基礎教育的標桿，分省命題將逐漸削弱國民統一教育，乃至國家政教的統一。4）統一命題才能體現全國一體的公平標準，分省命題客觀上維護了設定分省錄取名額的做法，助長了各省之間競爭激烈程度的巨大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