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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齡人口升學率與考生上線率：高考功能應勢而變

前面討論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高等教育擴張和國民經濟發展的背景下民眾升學態度的變化，高考報名率為核心觀測值。下面依舊針對這一歷史時期，使用同樣的原始數據，從另一個視角展開分析。（見圖2）

首先，圖2中的折線定義為“高考升學率”，它是當年高考錄取人數與18歲人口之比值。這條折線反映了“擴招”的過程，也就是有多少比例的適齡青年根據高考的分配得到了高等教育升學機會。

其次，以當年高考錄取人數與當年高考報名人數之比值的百分制來定義的本、?？粕暇€率及落榜率，在圖2中以三種紋理區域表示。

這組數據代表著高考的選拔強度和分層功能，也就是這場考試將考生區分為怎樣分布的三個層次。通過兩組數據的同時段歷時對比可以直觀地看到高考總容量的變化與分層結構的變化。

圖2 擴招過程中高考篩選功能變化

（一）從“英才選拔”到“大眾升學”

圖2可見，1978—1998年，即前文所述的“讀書的料”上大學時期，高考的基本特征是升學率低，上線率也很低，具有鮮明的選拔屬性。高考在二三百萬報名學生中篩選出更出類拔萃的20%進入大學本科，其次10%進入?？疲蕴?0%。這一時期考試科目較多，命題對于當時的學生總體水平而言有相當的深度、廣度與難度，以至于分數上拉開較大差距。

因此，當時高考命題針對的是少數學術優勢型學生。當時各科高分都很稀少。一些才華出眾的考生能夠憑借一兩門科目取得高分，而其余科目僅有平均分左右，其總分仍足以進入國內最好的大學，作為“偏科”的拔尖人才，得以就讀擅長領域的專業；也有一些學生各科成績均衡較高，總分脫穎而出。這種選拔效能對兩類優秀學生都較能夠識別招錄。

1999—2009年，高考報名人數大幅增加，從適齡人口的14%增長至45%，十年間高考的相對受眾容量擴大3倍。同時圖2可見高考升學率也猛增近5倍。值得注意的是，2000—2010年的18歲人口數在2000～2500萬的區間內先增長后減少，而報名率和升學率雙雙連年大增的情況下，每一年高考考生中本科上線、?？粕暇€和落榜生的比例大體穩定在3:3:4。

從300萬考生中遴選100萬人達到本科線以上，到從1 000萬考生中遴選300萬達到本科線以上，看似篩選的比率差別不大，但必須注意到，300萬和1 000萬的基數含義大不相同。擴招前的300萬考生并非隨機產生，而是同齡人中在初高中里成績較優，家庭條件較好，更有學術能力與學術追求，也被家庭、學校和社會賦予更大升學期許的群體。而1 000萬人的基數則已經超過我國近年18歲人口數的一半以上，新增的700多萬考生群體并不會均勻地分布于各個分數段，而是相對集中于較低分段（相比300萬考生規模時）（見圖2）。

在這個擴張過程中，高考的實際功能發生了質的轉變，過去需要高考發揮“英才選拔”功能，2000年以后則越來越服務于“大眾升學”的目的，篩選機制勢必發生“重心”下移。

那么高考的內容、篩選的方式實質上發生了怎樣的改變？在這十年中，一本、二三本和專科都發生了大幅擴招，而18歲人口有增有減，擾動不太大。我們可以推測，如果命題難度維持不變，且歷年學生學業水平總體穩定，那么為了實現擴招，在高考總分不變的省份，主要分數線都會相應降低以便錄取更多學生。

事實上通過統計歷史數據可知，1999—2009年，高考不僅維持住了本科、?？?、落榜大致3:3:4的分層功能，多數省份的高考錄取分數線也大體維持在了一定的區間水平，一本線和二本線幾乎略有上升，僅?？凭€有所降低。為了解釋這種現象，我們提出三種猜測：

一種可能是，通過大規模的基礎教育教學努力，我國18歲人口的學業水平發生了全面顯著提升；

第二種可能是，高考整體命題難度顯著降低，以便更好地區分龐大群體而非較優秀的小群體；

第三種可能是，有較大規模的學生沒有通過高考統考，而得到了高等教育入學機會，或憑借大幅加分入學干擾了分數線。

三種可能的變化對應的教育現象，其一是真正的教育提質升級，其二是高考本身選拔性減弱，作為“指揮棒”所代表的學業內容與標準的下降，其三則是以“自主招生”為代表的一系列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是對高考統招制度另辟蹊徑式的雙軌制改革探索。

回看這段歷史現實，有理由相信，以上三種情況都發生了。第一種變化無疑是最令人樂見的，不過基礎教育的全面提質依賴教育規律，總是發生得緩慢而艱難，不可能完全適應急速擴招的步伐，第二、第三種變化則屬于為了快速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高考制度所付出的改革成本，放權。

高考悄然地完成了命題難度降低與篩選功能的轉型，從只關注遴選少數學術精英苗子的選拔性考試，轉變為“大眾的高考”。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在急劇的高等教育擴招中，縱然高考看起來還是那個“高考”，教育和考試體系的實質卻已然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