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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矛盾：全球治理與民族國家之間的不匹配

王輝耀：現在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要帶著真正清醒的頭腦去看看發生了什么，去真正思考一下。你的書中經常有很多統計圖表和事實，你已經真正捕捉到趨勢，并且相當準確。我認為全球化正在進行。全球化趨勢越來越明顯。我們越是糾纏在一起，就越不能自拔。我們現在對抗的越多，我們就越不能建立信任。情況似乎正在變得更加復雜。有一點很有趣的是你即將出版的新書，里面提到了有關于我們曾經經歷過的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危機的描寫。

在過去的100年里，全球化現在或許已經達到了它的頂峰，但是它也帶來了非常糟糕的情況。例如，美國富人頂尖1%的人口擁有的財富可能相當于近一半美國大眾擁有的財富總和。財富分配不均，中國可能成為替罪羊。跨國公司在全球運營，全球化確實利潤豐厚，但它不一定真正有利于總部國或者東道國。

全球治理正落后于全球實踐。最近我注意到，拜登上臺，要給工人增加最低工資。我贊同拜登提出來的統一最低稅的全球實踐，還有處理數字稅的問題，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調整，這大家都可以參與、公平分享跨國公司全球運營的成果，而不是中國承擔所有的責任。這樣政客們就不會提出那些頭頭是道的預言來引發民粹主義的泛濫。

當然，中國從全球化中受益了。但問題是我們應該有一個更加平等更具包容性的增長，特別是對那些在西方國家和發達國家由于本國政策受損的國民群眾來說，所以在這方面可以做些什么？

馬丁·沃爾夫：我正在寫一本關于這個的書。現在寫了大約有15萬字了，是一本非常大的書，我對此誠惶誠恐，我覺得只是觸及了問題表面，而你提出的問題很深刻。

讓我們先從不平等問題的統計數據開始，這些數據表明，這些不平等程度也相當高，包括中國，不過鑒于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這些發展不平等的問題通常跟以往情況有所不同。我已經看到至少8億中國人從經濟增長中收益。

中國90%-95%的人口受益匪淺。因此，不斷加劇的不平等問題在中國就不那么重要了。現在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日益嚴重的不平等現象也在同時發生，這些不平等則是有爭議的，也是復雜的。

我就不詳細解釋所有的統計數據了，但我們很大程度上已經習以為常。很大一部分人口，尤其是底層一半人口的實際收入增長緩慢，其原因是財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在不斷加劇。

在中國，生產率以每年6%到8%的速度飛速增長。在西方，這一生產率在過去幾十年里一直在減緩，特別是在2012年之后。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事關過去的40到50年里美國的生產力增長相對緩慢的原因。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沒有時間去討論，將其放在一邊。但另一個原因顯然是這些國家已經相對發達。它們難以從技術轉移中獲得更多收益，發達國家只能在自身體系里循環。從我們的經濟結構來看，我們的技術創新集中在服務領域。這是個需要花費很長時間才能說清楚的事情，我在這里不再展開說了。但是結論是，這種服務領域的創新無法讓經濟實現迅速增長。

一直以來，提高生產率十分困難，順便說一句，我認為在未來20年里，隨著工業在中國經濟中的影響力下降，中國將遇到同樣的問題， 因為工業一直是第二大產業，其生產率增長最快。然后，這個經濟體將會把投資用在別處，比如建造更多醫院和學校，提升人民生活水平，這時生產率就很難提升了。

最后，服務業會在經濟體中占比很大，而生產率則難以提升。這種局面在未來可能會有所改變，但現在我們都面臨同樣狀況：生產率增長緩慢，不平等現象增加。這意味著很大一部分人口的收入沒有提高，會引發他們的憤怒。在人口非常多樣化的社會中，這將引發明顯的種族間矛盾，也讓政客得以利用種族矛盾從中獲益，甚至讓他們將種族矛盾作為自身政治策略的一部分。

右翼民粹勢力逐漸壯大，其特點是既指責國內其他人，又指責國外的人，這種指責的效果非常讓人驚詫——如果我可以這么說的話。在唐納德·特朗普和共和黨人的表現上，你可以明顯地看到這些情況出現。當然歐洲沒有到這種程度。在英國、意大利和法國是有這樣的問題，德國會好很多。但（右翼民粹主義）問題確實存在。類似情況會引發第二大后果，即民族主義的重返。但在這里，我認為，需要認真關注為這些概念事實提供支持的基本道德原理，這與你的問題有關。

資本主義經濟趨于成為全球經濟，這在19世紀是事實。卡爾·馬克思在這方面有過非常精彩的論述，我在書中引用了很長一段卡爾·馬克思在19世紀中期資本主義經濟的論述，寫得非常好。原因很簡單，如果你是市場里的資本家，你在全球范圍內有巨大的機會，這也是為什么中美企業家都會走向全球。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是世界性的。這是馬克思的偉大見解，他用全球性的眼光來衡量這一問題。從很多方面來說，全球體系是一件好事，是一個促進增長的有效體系。鄧小平提出的中國市場導向經濟是一個很好的成功案例。

但隨著經濟變得更全球化，國家對經濟的控制能力不可避免地降低了，因為經濟變得更全球化，無法像從前那樣施以影響。沒有全球化的政府，只有各個國家政府。不論政治體系如何不同，政府都是國家政府。國際治理依賴于各國合作，但本質上，無論一個國家是否是民主國家，其政府的合作意愿來自于其國內合法性和責任性。顯然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負責是非常正確的，這是其職責所在。

然后，在全球化體系中，經濟和政治邏輯之間產生了一個永恒的矛盾，經濟體系是全球性的，但并非一國體系，但植根于一國。政治體系則非全球性，而是國家性的，其職責也是國家的。在民主國家，人民的選舉賦予了政府治理國家的職責。

在這種情況下，保持政府間的國際合作需要建立全球秩序、全球治理和全球規則——在貿易、金融領域，和應對氣候變化或其他問題建立這樣的秩序、治理和規則。這非常困難，因為各國政治力量都是國家性質的，其注意力集中在國內民生上。所以，這需要通過非常睿智的治國之道與異常謹慎小心的方式向人民傳遞信息：政府在管理民生，努力把事情做好，但全球合作可以讓我們做到最好。我們能調整全球合作的方式，但我們無意排斥那些可能會讓我們陷入貧困的經濟體。即使不通過排斥他國，我也能通過國內政策更好地管理民生。

但這種做法不容易讓人接受，它非常復雜，并且讓你看起來就像在放棄國家主權。所以，尤其當人們變得恐慌，變得憤怒，以及發生巨大的權力轉移時，用國際經濟一體化和合作的方式實現國內目標的說法，很難獲得人們的信服。這也是美國目前所處境地。我認為拜登總統比特朗普更清楚地明白這一點。即使特朗普本人也知道這個問題，但卻幾乎沒有人能解決這個問題。但就算特朗普知道怎么做，他也必須迎合國內那些看不見希望的選民們。我認為他沒有完全失敗，但貿易問題并不是（失敗的）主要因素。

我認為他最大的失敗，就像你認為的那樣，是在國內政治改革中推出了失敗的稅收政策，讓公司納稅失敗了。在美國，最富有的人有最低的稅率。這就是事實，他們有最低稅率。處理這種情況的方式是，確保他們納稅，然后深化合作，這也是一直在公司所得稅和其他類似事情上嘗試做的事情，所以，通過更好的國內政策來實現更好的全球政策，這是非常復雜的博弈，不容易讓人接受。中國作為一個與美國政治制度差異很大的超級大國，讓中國接受這一套尤其困難。

有一件事情正在發生：美國正變得以聯盟為導向，不是以全球化為導向，你可以說是西方聯盟導向。它正在分裂世界，但不是把世界分裂成各個國家，而是分裂成各個聯盟體系。這很危險，但這似乎就是我們前行的方向，這是一個介于純粹國家經濟主權和全球化之間的折中路線。很明顯也很好理解的是，中國同時也在通過大力發展原來歷史上由西方主導的科技創新，把自己塑造成具有先進科技力量的國家。很多西方人認為這是一個威脅。

在國家利益和全球合作之間、在經濟利益和政治安全之間，想要實現平衡是非常困難的。這就是我們所處的境地，我不知道格雷厄姆·艾利森和你說了什么，但是歷史也有明顯類似今天的時期。那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主導的時期，（這種無法達成的平衡）導致了世界體系的徹底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