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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的上海在今天的影視劇總是被塑造成一個“紙醉金迷、靡靡之音”的十里洋場。然而，曾經的上海卻也是“人民電影”的誕生地，中國的左翼電影人在這里創(chuàng)造了中國電影的第一個“黃金時代”，將新誕生不久的中國電影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第25屆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期間，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教授，作家、著名影評人毛尖做客觀察者網，暢談了中國電影的“左翼傳統”已經當今影視圈的種種新涌現的現象與潮流。

【對話/觀察者網 新之】

觀察者網：毛尖老師您好，上海是中國電影第一個“黃金時代”的誕生地，然而促成中國電影達到很高藝術高度的左翼電影的光榮歷史似乎已經不被很多人熟知了。

毛尖：我很高興你提到左翼，中國電影剛起步的時候是“鴛鴦蝴蝶派”，很多題材都是男男女女、神神怪怪的比較多，好像沒有受到什么新文化的影響。而左翼運動進入電影界之后培養(yǎng)了很多演員，這些演員受左翼運動的影響，覺得自己不再是“戲子”了，整體的精神面貌都得到了很大提升，當時中國新生的影視文化圈也開始健康化，變得更加有活力、更加有尊嚴了。

左翼文化給初生不久的中國電影帶來了新氣象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認為現在我們的影視圈應該再有一場“左翼運動”來刷新一下當代影星的精神面貌。別的不說，有時候我恨不得給現在的明星辦一個“寫字班”，幫助他們加固一下九年義務教育的成果——現在影視劇里的男女主的一手字有時候看著確是很鬧心，而劇中人物還要在旁邊夸“你的字真漂亮”。

在當時，洪深、歐陽予倩、田漢等等左翼藝術家進入電影創(chuàng)作，他們將社會現實帶到了電影中來，不僅讓電影的藝術得到了提升，而且將中國電影發(fā)展成為不僅是藝術的，而且也是政治的，這一點我覺得無論如何強調都是不為過的。程步高的《狂流》，蔡楚生的《漁光曲》，沈西林的《十字街頭》，袁牧之的《馬路天使》，這些電影都有非常強烈的政治感和當代感，而電影院也就成為了普羅接受時代信息的地方。

中國的政治因為電影變成了時尚的話題，包括40年代后期，像史東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像蔡楚生鄭君里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包括《萬家燈火》，《小城之春》，對戰(zhàn)時戰(zhàn)后的社會矛盾文化環(huán)境都有生動的刻畫，我覺得在這個意義上，在當時中國人的政治感就是放眼全球都是第一位的，這和左翼電影的傳播關系非常大。

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出自電影《風云兒女》

不僅如此，進步電影人還為當時的中國電影帶來了世界電影的先進文化，包括好萊塢的制作模式、意大利的新現實主義，當時的中國電影圈在左翼電影人的影響下學習了非常多國外優(yōu)秀電影的藝術風格，電影界的理論水平也得到了提高，也誕生了《神女》、《新女性》、《麗人行》這樣的具有女性主義意義的電影文本。

我們今天談及中國電影在上海30年代的輝煌時刻的時候，有一點不應該忘記，包括我認為對今天的影視創(chuàng)作也是一個巨大的遺產，那就是當時的電影對于普通人的表達是非常好的。今天我們都在講如何拍好“主旋律”，大家都在往主旋律靠，很多人覺得去拍革命題材才是主旋律，但我認為人民生活就是主旋律，主旋律不僅是大事記，當我們用自己的價值觀來展望未來的時候，我們價值觀如何“落地”，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人民的衣食住行。

觀察者網：您剛才提到的這些老電影似乎和今天我們在影視作品中所描繪的東西相對照，我們能感受到一種很強的“割裂感”。

毛尖：在優(yōu)秀傳統的傳承上，雖然我們沒有辦法完全斷絕這種關系，但是你提到的割裂感也是沒有辦法的。

比如說我自己在學校里上當代文學課，我讓學生看金庸，我想金庸這么好看，我想學生應該是像當年的讀者那樣不舍晝夜地去看，但是他們其實沒有那么高的熱情了，在他們的眼中好像金庸小說已經是“古典文學”了。

比如說老電影中的“劉三姐”形象，現在的影視劇熱衷于塑造“大女主”形象，但是今天的“大女主”們再也無法復刻劉三姐那種“移山移海”的能力和氣場。

電影《劉三姐》劇照

再比如說新中國之前的電影中上海往往是以“夜上海”的形象出現的，電影總是以夜上海的靡靡之音開場，新中國以后就我們的電影中有白天的上海了，像《大李小李老李》、《今天我休息》，都是以白天的上海開場的，一下子好像上海換了天地的感覺。但你看現在我們又好像回到夜上海的位置上去了，無論是那種音樂的感覺還是服裝、排場，骨子里又回到了那種更“軟”的位置上去了。

觀察者網：您如何看待當下中國影視強調“文化輸出”的潮流？

毛尖：強調輸出一方面當然是好事，說明我們有了國際視野，但是另一方面太在乎這種輸出有時候會變成一種假大空的榮譽感。或者說“輸入輸出”不應該成為電影的一種元認知，否則就會阻擋我們發(fā)展的主要路徑。

比如印度電影一直發(fā)展得很蓬勃，他們并不擔心輸出，黃金時代的香港電影也不擔心輸出的問題。

我覺得中國電影一方面要兩頭克服：一方面克服“啃洋”，一方面克服“啃老”。啃洋很好理解，我們大量的電影從海外進來難免會對本土工業(yè)有所抑制，或者說我們的電影人過于強調模仿外國電影的套路。而啃老則是自己不努力，覺得拿傳統經驗就可以包打天下。當然我們有關部門的一些導向是有問題的，現在我們特別喜歡說“向傳統文化要ABC”，但真正的百家齊放是需要創(chuàng)造新的文化的。

與其過分焦慮輸出，我們其實應該從更大的視野中考慮中國電影的發(fā)展結構，未來中國電影的發(fā)展方向應該接軌當代文化的新樣態(tài)。我們應該借鑒阿根廷或者巴西足球的經驗，一邊要專業(yè)化、一邊要業(yè)余化，這樣說雖然看上去很矛盾，但實際上就像最近很火熱的村超——國家隊有國家隊的經驗，大街小巷也要有自己的位置。

未來的中國電影要允許有能力的人都加入到電影創(chuàng)作中來，努力去扶植像“村超”那樣的中小企業(yè)。而不是過于強調所謂“大視野”，缺少頂層設計同時也沒有基層建設，搞得“爛片”成為了“恒溫層”，院線都被所謂的大片所占據，電視劇時長成為了大戶們的天下，對于流量的過分推崇擠壓了中小公司的生存和見光率……這讓我這個職業(yè)的電視劇觀眾往往看劇是“驚”大于“喜”。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要做好“輸出”，走群眾路線是必須的。只要我們自己做的好，別人自然會來拿，不用我們自己去擔心輸出的問題。《甄嬛傳》和《三體》就是很好的例子。同時我們也不能光盯著美國的認可，輸出同時意味著我們要向第三世界、南方國家輸出，不要好像只有甄嬛講起了英文才算是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