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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主要是因為，對于中國這樣的巨型國家和復雜社會而言，任何單一的發展目標都過于簡單化，中國兼顧經濟增長、公平平等、民主自由、穩定安全、國家自主、環境保護等目標的全面發展的必要性，遠遠超過當今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國家。這說明，我們不能盲目接受機械的、線性演進的、樂觀主義的現代化理論，不能單純強調單一發展目標的優先或至高無上，而應認識到并充分重視發展目標的多樣性，充分重視不同目標的實現條件、實現程度及其結構、文化、行動者以及國際因素的影響，尤其是不同目標及其實現程度之間的相互制約[23]。

同時，現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每個文明都應該堅持發展模式的自主性。英國、西歐、北歐尤其是美國的現代化道路都是非常獨特的。一個現代的中國社會、非洲社會、印度社會、伊斯蘭社會不一定能走向丹麥、走向瑞典、走向德國、走向美國，而應該致力于獨立自主探尋適合自己的美好社會，找到一種適合自身的能夠發揮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因素積極影響的發展模式[24]。

只有更好地實現包括經濟增長、公平平等、民主自由、穩定安全、國家自主、環境保護在內的全面發展目標，才有可能建立一個適合全體中國人的、更加美好的社會，也才有可能為人類社會做出更大貢獻。但是，所有美好的事情不會一起發生，所有美好的理想不會自動實現，經濟增長帶來的不一定是公平平等、穩定安全、民主自由、國家自主，要想同時實現兩個或更多的發展目標，追求全面的發展，需要克服觀念與行動層面的種種挑戰。

結語

對于意欲在國內外紛繁復雜、瞬息萬變的形勢下競逐國富民強的當代中國而言，究竟是從“因市場而治理”轉向“為市場而治理”，還是從“為市場而治理”轉向“因市場而治理”；是從“國家監督市場”轉向“市場監督國家”，還是從“市場監督國家”轉向“國家監督市場”；是“市場配置市場資源、市場機制配置政治資源、社會資源乃至一切資源”，還是各安其位：“市場配置市場資源、政府配置政府政治資源”；以及，究竟如何合理安放政治-經濟、國家-市場、國家-社會、國家-人民、內外貿易、內外秩序之間的相互關系，是內外有別還是內外一致，都仍然需要在自身與他國的政治經濟發展實際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做出問題導向、腳踏實地、深思熟慮的選擇，而不是不假思索地奉行某種無法自持的“自生自發的市場自由”思維。

參考文獻

[1] [法]米歇爾·福柯著，錢翰、陳曉徑譯：《安全、領土與人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法]米歇爾·福柯著，莫偉民、趙偉譯：《生命政治的誕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2] [法]米歇爾·福柯著，莫偉民、趙偉譯：《生命政治的誕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4頁。

[3] [英]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亞當·斯密全集第二、三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

[4] [英]卡爾·波蘭尼著，馮剛、劉陽譯：《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經濟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5] [法]米歇爾·福柯著，錢翰、陳曉徑譯：《安全、領土與人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18頁。

[6] [法]米歇爾·福柯著，錢翰、陳曉徑譯：《安全、領土與人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4-38頁。

[7] 同上。

[8] [法]米歇爾·福柯著，莫偉民、趙偉譯：《生命政治的誕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3-79頁。

[9] [英]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亞當·斯密全集第二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7-359頁。

[10] [英]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亞當·斯密全集第三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263-384頁。

[11] [英]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亞當·斯密全集第二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363-402頁。

[12] 王紹光：“國家在市場經濟轉型中的作用”，《當代中國研究》，1994年第2期（總第41期）。

[13] [法]米歇爾·福柯著，莫偉民、趙偉譯：《生命政治的誕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3-79頁。

[14] [英]卡爾·波蘭尼著，馮鋼、劉陽譯:《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經濟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頁。

[15] [英]卡爾·波蘭尼著，馮鋼、劉陽譯:《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1頁。

[16] [英]卡爾·波蘭尼著，馮鋼、劉陽譯:《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0-111頁。

[17] 參見張夏準著，肖煉等譯：《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修訂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18] 王紹光：“國家在市場經濟轉型中的作用”，《當代中國研究》，1994年第2期（總第41期）。

[19] 王紹光：“國家在市場經濟轉型中的作用”，《當代中國研究》，1994年第2期（總第41期）。

[20] [美]塞繆爾·亨廷頓等著，羅榮渠主編：《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第331-357頁。

[21] 參見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

[22] 同上。具體包括宏觀調控、經濟結構協調和生產力布局，防范區域性、系統性風險，擴大企業自主決策權（關系國家安全和生態安全、涉及全國重大生產力布局、戰略性資源開發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項目的除外），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發展成果的政績偏向，建立國家統一的經濟核算制度、資產負債表、房產和信用基礎數據平臺，最大限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把直接面向基層、量大面廣、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經濟社會事項下放地方和基層管理，加強發展戰略、規劃、政策、標準等制定和實施，以及推廣政府購買服務等等。

[23] 歐樹軍：“民主的質量比民主的形式更重要”，《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6月13日第8版。

[24] [美]塞繆爾·亨廷頓等著，羅榮渠主編：《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第331-357頁。

本文原載于《中國政治學》2018.1（總第一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