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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麗新世界”到“數字割據”，再到錢學森提出的“信息靈境”，人類對互聯網技術發(fā)展的認識經歷了一波三折。在這樣一個一言一行都受網絡監(jiān)控、都無法離開網絡的信息時代，我們該如何保護自身權利不受平臺侵害？由信息平臺構建起來的“虛擬國家”，又對傳統(tǒng)的國家權威和治理帶來了哪些挑戰(zhàn)？中美競爭的下一個焦點，會在信息領域嗎？

觀察者網對話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歐樹軍，解讀以上問題。

【整理/觀察者網 呂義正】

觀察者網：互聯網曾被認為是一個“美麗新世界”，是一個更人道、更公平、更合理的“思維文明”，但最終走向了數字利維坦、高科技封建。能否請您分別談談，互聯網發(fā)展對個人權利和國家權力帶來了哪些挑戰(zhàn)？

歐樹軍：互聯網帶來的新可能性，首先是值得肯定的。它為每個普通人提供了新的信息傳播方式、交流方式和溝通方式，因此也產生了全新的生存、生產和生活方式，人們也對這種數字化未來產生了新的期待。

這種新的可能性有助于人們從一種比較僵化的信息環(huán)境走向更美好的信息環(huán)境，也就是錢學森先生對信息環(huán)境的獨特理解，我覺得這個理解可能更具有中國智慧，也更符合我們這樣一個超大型國家現實的和長遠的需要。在這個理解中，互聯網的確在某種意義上賦予人們全新的選擇，有可能締造出一個“美麗新世界”。錢老用一個更有中國味兒的術語來理解這個“美麗新世界”，就是所謂信息靈境。

1998年，87歲的錢學森的短文《用“靈境”是實事求是的》 圖片來源：新華網

在信息靈境中，機遇和挑戰(zhàn)是并存的，它為每個人提供了全新的生產、生活和工作條件，大大提升了普通勞動者的生產力，同時也大大縮減了過去由于時間和空間所造成的交流障礙。

在信息技術剛剛起步的第一個乃至第二個十年中，我們對其帶來的挑戰(zhàn)可能感受的不是那么真切，但在今天就非常明顯。這種挑戰(zhàn)就是信息技術的發(fā)展對個人隱私的沖擊，比如我們日常的交流、行動的軌跡，都可能隨時被信息技術所記錄、存儲、分析。也許這些信息的收集看上去是有所限制的，只是用于推送特定的廣告，但它顯然也是一個能夠時刻記錄我們日常生活的信息風險，而且這一風險已經是一個現實的處境。這種數字化的生存方式本身，它既有賦能的一面，同時又有可能存在嚴重侵犯個人權利的一面。

在今天的信息社會環(huán)境中，人們對于隱私、自由的需求越來越大，越來越高，不同社會群體都普遍感受到數字化生存的兩面性，而我們對于這種兩面性也有著自己的處理方式。

比如說對于個人生物信息，包括人臉識別、指紋信息，以及日常記錄的行動軌跡信息等，這些信息蘊含著某些商業(yè)公司所追求的用以建立自身盈利模式的可能性，而作為公共部門的政府則需要對這種可能侵害人們權利的行為施加限制和約束。這種限制和約束可以說是社會性的，來自于不同群體以及各個階層最樸素的、最直接的對于自我保護和行使自身正當權利的訴求。

而信息技術對國家權力的挑戰(zhàn)可能更復雜一些，實際上信息技術發(fā)展到今天，已經在很多基礎層面挑戰(zhàn)了傳統(tǒng)國家權力的根基，包括構成國家的各種基本要素，比如說它突破了傳統(tǒng)國家擁有的固定領土邊界，讓一個原來擁有固定疆域的國家，能夠直接感受到來自外部信息和各種力量的影響，包括價值觀念等等。其次它也在技術上給予了國家突破領土限制以及連接不同領土的可能性，形成了由信息巨頭演化而成的所謂“虛擬國家”。

第二，信息技術把傳統(tǒng)的公民變成了一個更抽象的符號——網民。在虛擬國家中，網民首先是一個消費者，同時又因為消費所留下的比如身份信息和購物等行為信息，變成了信息技術服務商盈利模式的支點，所以網民同時也是生產者。

第三，信息技術的發(fā)展形成了一個新的技術權威，并對傳統(tǒng)政治權威的合理性產生了挑戰(zhàn)。這個技術權威建立在通過低價甚至免費、然后逐步升級綁定付費的方式，吸引用戶進行信息消費和生產的基礎之上。信息定價的第一步就是通過免費方式來綁定用戶，之后再逐步收費，最終形成一種通過信息服務來讓網民生活更便利的商業(yè)交換方式，它的合理性來自于商業(yè)性的服務交換。

互聯網對于既有權威的合理性根源構成了新的挑戰(zhàn)，實際上互聯網的技術規(guī)則正在成為一種全新的法律。如果我們用最寬泛的理解來看，主權就是對人們生活方式、行為方式的定義權。當然，這種定義權的前提是，它能夠掌握和使用人們的基本信息，包括行為和身份信息。所以從這種意義上來看，信息主權危機是虛擬國家對傳統(tǒng)政府和國家所發(fā)起的最嚴峻挑戰(zhàn)。

信息技術突破了傳統(tǒng)國家的舊邊界，包括領土、人口以及合法權威，如果我們認為國家權力是傳統(tǒng)上馬克斯·韋伯意義上對于合法暴力的壟斷，那么信息技術實際上正在改變這個定義。過去的暴力直接針對的是肉體，但信息所形成的暴力，是一種新的無形暴力。在此意義上，它全方位改變了傳統(tǒng)國家賴以存在的理論基礎。

這一點不僅僅是在中國的語境下，在西方世界信息技術興起的初期，也有很多相關討論。技術權威塑造出來的就是某種技術中立論，認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但技術理性是確定的。由于傳統(tǒng)政府在技術上的“無知”，由互聯網技術構成的虛擬國家自然應當以技術權威來治理，并且希望將新的信息領地變成某種政府權威不可進入的“保留地”。由于信息技術的擴張性，在對國家權力的挑戰(zhàn)上，將可能造就一個全新的全球信息社會和政治架構。

這種全球性信息空間的形成，也讓我們意識到正在面臨著一種新的挑戰(zhàn)：既需要在現實中維護我們固有的領土邊界，同時又面臨一個不斷突破傳統(tǒng)領土邊界的新空間。在這個新的信息空間中，誰擁有主權？如果從我們剛才講的那個最寬泛的主權定義來說，那就是誰能掌握網絡世界或信息環(huán)境下人們行為方式的定義權，誰就擁有主權。包括對人們表達方式、交流方式的定義權，這個定義權是基礎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因為技術性賦予了這個政治權威某種新的合理性。

也就是說政治權威有了馴服技術權威的欲望。因此我覺得可以用發(fā)展、治理和安全這三個關鍵詞來分析我們自身和整個世界的信息化進程。實際上對于20世紀中期以來所興起的信息技術，以及60年代末所產生的互聯網新世界，以及90年代中期以來的全球信息環(huán)境，這個歷程同樣可以用這三個關鍵詞作為一個觀察和分析的入口。

觀察者網：談完了挑戰(zhàn)，接下來說治理。互聯網治理中，一個很重要的治理對象是“人”，很重要的一步是實名制的建立，打破了“匿名烏托邦”幻想。從這個角度來講，當公民變成網民時，該如何規(guī)范行為體？在治理上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歐樹軍：隨著中國接入美國的國際互聯網，窗戶打開了，蒼蠅蚊子也跟著飛了進來。網絡侵權（主要指知識產權）、網絡色情、網絡賭博、網絡詐騙、垃圾郵件、電子病毒等各種網絡違法犯罪現象，匿名性更強的暗網甚至成了“線上金三角”。互聯網的匿名性所帶來的公共安全、社會安全和網絡安全困境，成為中國與世界面臨的共同問題。

美國在其軍事網、政務網和學術網時代，就已經將公民身份的現實世界實名制，轉化為信息環(huán)境的數字身份技術實名制，通過網民的真實身份與其每臺信息設備獨一無二的互聯網數字標識符或地址的交叉比對，驅散了匿名烏托邦的迷霧。無論是公共服務，還是商業(yè)服務，都以實名制為基礎，以準確乃至實時識別用戶身份、標識符、地址為前提，個人的信用也以真實準確可靠的身份認證為基石。

我國目前實行的是電話實名制，這避開了網絡實名制的社會爭議，適應了移動互聯網崛起的時代需求，將“后臺實名、前臺自愿”這一中國信息環(huán)境下的獨特身份認證原則，嵌入到了內容層。

沒有身份認證，很難識別違法犯罪，就此而言，信息環(huán)境和現實世界沒有區(qū)別。信息服務商出于營利目的，信息用戶出于自我保護需要，都要求國家政府將現實世界的身份認證適用于信息環(huán)境。

人們常常忽略信息技術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可以同時強化“去中心化”與“再中心化”、“去規(guī)制化”與“再規(guī)制化”、“去治理化”與“再治理化”。互聯網從不可治理向可治理的轉變，正是借助信息技術革命所催生的數字身份認證機制，將現實世界的身份認證嵌入信息環(huán)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