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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算公權使用成本與收益的程度

維護公共秩序需要密集的公權力，并消耗大量公共財力。而今政府財政收入和支出普遍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一以上。城市產出海量的財富和上繳巨額稅收，政府有很大的財政支配空間。拒絕任意使用公權，精算公權使用的成本／收益，代表公權的理性程度，即政權的效率和可持續性。所以，“精算”公權使用成本與收益的程度，是解釋和衡量公共生活形態先進性的第二大標尺。

第一，在市場經濟時代，無論公司或國家，缺乏算賬能力就意味著被淘汰。任意使用公權，不注重維護公共財產使用秩序的成本核算，缺乏對算賬的敏感度和能力，導致公共生活落后，政權難以為繼。對公權成本核算的敏感度越高，社會文明程度就越高；對公權成本核算的敏感度越低，社會文明程度就越低。

國家越小，治理的成本核算就越容易；國家越大，治理的成本核算就越難。然而，無論國家大小，公權成本核算是有先進與落后之分的。大國更需要非常先進的公權成本核算，先進的公權成本核算意味著具有治理龐大國家的能力。任性使用財權，缺乏算賬的敏感度和能力，預算缺乏透明度和財政紀律硬約束，必然導致財政的惡性循環。古今中外，政權的破產往往首先是財政破產。因為這個道理，歷史學家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獲得廣泛關注。

幾乎所有國家都有審計和監察機構，但成本收益核算機構的專業能力和政治地位才是關鍵。西方國家讓立法機關控制行政機關的錢袋子，但立法機關也可能淪為利益集團爭奪公帑的交易場所。不任性花費公帑，如花自家錢那樣對每一分錢公帑支出精打細算，需要政治家自律的政治美德。城市越大，財政盤子越大，這種政治美德就越重要。政權如何支出公帑，人在做，天在看，老百姓的感受刻骨銘心，關聯著人民是否信任政治家。

第二，公權成本主要是財政開支。何為公權收益？占國家財政開支大頭的都是隨經濟生產增加而增加的公益，即教育、醫療、社保、社區、基礎設施及國防、公共安全、公共服務、農業補貼。問題不在項目，而在對項目實施效果的精準評估?；嗣癖姷难瑰X，卻不知如何精準評估效果，甚至不在意評估效果，就標志公權使用的任性和對成本核算欠敏感。

就社會進步而言，衡量公權收益主要不在公益量增加而在公害量降低，即違反公共財產使用秩序現象顯著減少。公益增多代表經濟生產進步，公害減少標志社會文明進步。制止住公害，公德昭彰，公益開支方能有效。在公害增加的條件下，公益開支增加基本無效，徒增公權機構的膨脹和腐敗。

第三，可用以下四條標準衡量對公權成本核算的敏感度。

其一，推出的政策法規是否任性、隨意，朝令夕改。對成本核算敏感度低，就會濫用公帑，出臺執行不了或不可持續執行的政策和法規。成本核算敏感度高，就較少朝令夕改。判斷政權是任性還是理性，這條標準最直接、有效。

其二，是否有沉重罰則支撐所有禁令。無罰則的禁令使犯法成本低于執法成本，使違法行為越來越多，代表政權對成本核算的漠視。沉重罰則使犯法成本高于執法成本，使違法行為越來越少，執法隊伍的士氣越來越高。所以，立法和行政機構不能任性地制定罰款數額，而應制定罰款公式，其基礎是計算違法收益和精算每個執法人員每分鐘的成本，并隨經濟發展和通貨膨脹狀況而逐年自動調整。

其三，是否以成本核算的“專業性”塑造執法隊伍。精算執法人員的成本收益到每分鐘，就不會耗費大量資金和人力去向上級展示執法隊伍的政治忠誠。執法隊伍的政治性來自專業性；執法隊伍缺乏專業人員的榮譽感／羞恥感，也就不具備政治性。

其四，是否重視在行政區和商業區執法而忽視在居民區執法。居民區的執法公正系著民心，是城市秩序的基礎，其重要程度遠高于浮在表面上的行政區和商業區秩序。居民區不是法外之地。若公共道路的人行道上不能停車，社區內部和周邊的人行道上就更不能停車。優質的社區自治和自治契約需要效率極高的綜合執法隊伍支持。

任性地使用公權財力，精英與平民就會分裂，內聚力和外部吸引力就會降低，技術與知識創造／應用的環境就會惡化。所以，精算使用公權成本與收益的程度，能展示政權的理性或任性程度，是解釋和衡量公共生活形態進步的第二標尺。

（三）勞動者再生產的社會化／均等化程度

如何對待育小、養老，是當代社會進步方向的根本問題。在普遍超過國內生產總值四分之一的財政支出中，占比最大，而且還在膨脹的項目分別為教育、醫療、社保、住房、衛生、社區建設和社會治安。換言之，公共支出主要涉及育小、養老，即勞動者再生產。政府隨經濟發展提供公益，精算公共開支的成本收益，最顯著的特征在于如何看待育小、養老的成本核算。

大都市是國家財富和稅收的主產地。由于基礎設施越來越先進，吸引的人口越來越多，不動產也越來越昂貴，生活費用水漲船高。都市市民最主要的恐懼和痛苦來自不可避免的生育和養老負擔，對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的前景感到恐慌，是大都市最重大的公害。由于城市居民的育小、養老必然向上看齊，生活就必然越來越艱難。在市場競爭機制主導的經濟大環境里，為維持正常的勞動者再生產，不斷減輕廣大市民的痛苦，由政府主導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的均等化，使之與家庭貨幣收入逐漸脫鉤，是解釋和衡量社會形態先進性的第三標尺，也是第三大原因。

首先，自古以來，勞動者再生產主要由個體家庭承擔，輔之以血親家族內的互助，政府時以政策干預，但不是主要因素。自20世紀初開始，經濟領域保持由市場主導，社會領域卻呈現去市場化的總趨勢，即政府組織全社會共同分擔育小、養老的責任。公立學校成為基礎教育甚至普通高等教育的主流；所有政府都以各種途徑深度干預城市住房市場，使之趨于均等；公民按人頭繳納均等費用，由政府建立全國統一的養老保障系統和免費醫療系統。到21世紀，教育、醫療、住房、養老已漸成發達國家公認的“民權”，也是世界社會主義者基本的共同訴求。世界各國促進育小、養老趨于均等的途徑五花八門，但大原則一致，即由個人、集體、各級政府分擔。極端遵從市場機制的新加坡政府，為93%的國民提供均等的住房分配保障，也是極端。

其次，從歷史上看，從政策上推進育小、養老的均等化與國民財富的豐裕程度和公共福利開支增加沒有必然聯系。均等化政策始于國家財政最困難的時期。均等化政策與社會團結有關，與國家彌合社會分裂的動力有關。增減公共開支，增減的是服務質量，不是均等化政策本身。

社會均等化也不是窮人對富人的戰爭，不是階級斗爭，而是因應大城市天然發展邏輯的，所有個體家庭對全社會的訴求。正如婦女解放不是婦女對男人的戰爭，只是要求全社會共同承擔原本加之于個體婦女的重擔。

電影《寄生蟲》劇照

第三，當今世界已不再爭論政府是否需要干預育小、養老。爭論的是由公權統籌經營更有效率，還是政府花錢讓私營機構進行市場化經營更有效率。因為私人盈利吞噬大量政府支出，目前的實驗結果更支持前者。如果住房資本化，養老的均等化就很難有進展。公立教育萎縮，私立教育機構蓬勃發展，家庭教育開支就猛增。當醫患關系被歸為商品供需關系，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在病患眼里就成了趁火打劫的奸商，顯然代表社會文明的墮落。

第四，勞動者再生產的社會化／均等化與減少官員腐敗的關聯既明顯又強大。定義共識在全球社會科學界極為罕見，但腐敗有公認的定義：非法以公權謀私利。定義簡單、清晰，控制腐敗的辦法也就簡單、清晰。所以，古今中外，國家無論大小貧富，都有迅速控制住腐敗的先例。就腐敗的定義而言，治理腐敗的方法只有三類。其一，將腐敗合法化。其二，切斷公權與私利的聯系，如嚴懲官員貪腐，使腐敗成本高于收益。其三，削減公權者的腐敗動機，即降低官員謀取“更好”的自家育小、養老條件的意愿。育小、養老市場化程度越高，政府官員的腐敗動力就越強。在勞動者再生產幾乎均等的國家，官員腐敗的動力最小，所以新西蘭和北歐各國的政府也明顯最廉潔。

在以創造無形產品為主的第三產業時代，人的智慧已經成為財富創造的主要來源。作為“人力資本投資”，社會領域的均等化能有效提高人們的健康水平，有閑，不恐懼，有較高平均教育水準的群體，不僅可以增加居民的安全感／幸福感，更能增進想象力和創新力的普遍化，能釋放消費市場的規模和刺激新的經濟增長點，還能有效降低以公權謀私利的動力。

讓個體家庭從育小、養老的重擔中解放出來，從社會不平等的痛苦中獲得解放，可以彌合平民與精英的分裂，讓國家獲得令人羨慕的社會凝聚力和外部吸引力，還能顯著改善技術和知識創造／普及的環境。所以，勞動者再生產的社會化／均等化程度是解釋和衡量社會形態先進性的第三標尺。

第五，解釋和衡量社會進步的標尺，其實也是關于對先進治理體系的理解，有明顯的政策含義。讓這套治理體系或機制運轉起來，保持良性循環，需要基層執法隊伍保持嚴明的紀律和高昂的士氣，更需要基層居民社區持續擁有文明、密集、活躍的居民自治組織。就動能而言，中西不同。中國強調基層“居住社區”的文明自治組織，并高度依賴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的領導及其質量。西方則強調“工作場域”帶有階級區隔性質的基層自治組織，即在各行業資本和競爭型政黨主導下的，彼此爭奪利益的，文明的市民會社（civil society）。上述差異的根子是：西方人為工作而工作，為來世或上帝而勞作；中國人為生活而工作，為育小、養老而勞作。相較而言，由政治上統一的執政集團領導，追求上下同心的，同心圓式的“大一統”，公共生活比較可持續，也相對穩定。

四、結語

當今世界各國都為自己的社會文明驕傲，爭論不休的是先進與落后的標準。平民的選舉“民主”和精英的各種“自由”能解釋世界各地的進步？若不能，用什么取代？不滿“民主、自由”兩大相互矛盾的意識形態概念劫持全世界社科學者的議程，從現實出發，筆者拋磚引玉，企圖另起爐灶，為的是議程轉換。

社會進步主要基于公共生活演進的自然邏輯，而非應然的價值觀和典章制度。如同“城池”是“社會文明”的最初門檻，社會的先進與落后主要反映在當今大都市的治理體系中。放棄流行的西式“兩分”標準，著眼于國家在生存競爭中的興衰，筆者以兩個前提下的三大標尺去解釋和衡量社會形態的先進與落后。兩個前提是：先進基礎設施的密集程度和國防的強大程度。三大標尺是：維護公共財產及其使用秩序的程度，精算公權使用成本與收益的程度，以及勞動者再生產的社會化／均等化程度。證偽上述理論的三個要素是：能否粘合精英與平民，給較大規模的國家提供較強內聚力；能否對國外群體產生較強吸引力；能否為技術與知識的創造和普及提供較優越的環境。

就解釋及衡量古今中外的社會文明進步史而言，上述體系可以被視為一個替換性質的理論假設。

【本文節選自《開放時代》2020年第1期。原標題為《論社會進步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