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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維:什么是社會進步的標準?
最后更新: 2020-02-24 07:31:05(四)公共生活存在的第二前提:強大的國防
國防本身不是社會文明,古代城池的城墻不是公共生活,卻是社會文明生存的保障。“強大的國防”指的是兩個要素:擁有大量先進武器,擁有具備較高軍事素質和高昂戰斗精神的軍隊。
人類群體間的生存競爭有市場機制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政治手段的作用。政治的終極方式是戰爭。戰爭指的是:人類群體間以武裝力量毀滅性地打擊對方的武裝力量,令對方群體屈服。戰爭最終決定某類公共生活形態的存亡,比如城邦。
廣土眾民的國家需要強大的國防。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不同:國內政治是有政府、有規則的政治;國際政治是政府間的,無政府、無規則的政治。無政府的政治被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支配,也受“安全悖論”左右,即一方的安全必然導致對方的不安全,一方煉成防御的“金鐘罩”就能放手攻擊對方,成為對方的不安全。中國古人稱矛與盾彼此爭強為“矛盾”,遠較西人更早理解“安全悖論”。
聯合國全部近兩百個成員間的關系是有“國際規則”的,但國際規則的制定和履行取決于強大的國家的意愿。最強大的國家在“國際法”之外或之上,因為其本身就是“執法者”。強者的“長臂”做想做的事,弱者做不得不做的事。美國海軍艦艇常來南中國海和臺灣海峽耀武揚威,以威懾中國而獲利。若中國海軍有能力去美國東、西、南三面的海岸附近“耀武揚威”,美國海軍就不會來了。
為生存安全,為不被欺負和掠奪,強國都爭當更強,并與其他國家合縱連橫。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也是最安全的國家,因此美元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際貨幣。強大就能從全世界賺到巨額“鑄幣稅”,還賺到為全世界提供“公共品”的好名聲。所以,美國人均年收入達6萬美元,遠高于發達國家平均的4萬美元。“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無政府狀態下沒有國家是絕對安全的,所有國家都需要國防軍。沒有國防的迷你小國是大國的附庸。中小國家擁有國防,一方面是威懾,威脅給侵略者造成“不值得”的損傷,提高侵略的代價門檻;另一方面是因為大國需要盟國,需要中小國家分擔軍事開支。高質量的國防屬于廣土眾民的大國,中、小國家向大國交納“保護費”,并以外交縱橫來盡量少交甚至不交保護費。
戰爭的勝負取決于武器的先進性和數量。在冷兵器時代,強壯的馬匹和先進的刀劍數量決定戰爭的勝負。在熱兵器時代,武器的先進性和較大數量更是戰爭勝負的決定性因素。然而,武器是由人操作的。如同冷兵器時代,熱兵器時代也需要武器使用者具有較高的素質和士氣。在今天的數控武器時代,軍事素質以及拼死戰斗的高昂戰斗士氣,依然決定戰爭的勝負。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是政治的最極端手段。戰爭的至高境界是“全民皆兵”。以戰止戰,寧死不屈,對手就只能贏得戰役而無法贏得戰爭。秦滅六國的最后一戰針對的是楚國殘余抵抗勢力,異常慘烈。如此,“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進入“核威懾”時代。核威懾的定義是:遭到核攻擊的國家依然擁有核報復能力,即“第二次核打擊”能力,能與核攻擊方同歸于盡。換言之,核威懾以“確保相互摧毀”的恐怖維持和平。一旦核武器被“使用”,核威懾就崩潰了。所以,核武器不是能拿來使用的“常規武器”,而是不可使用的“絕對武器”,僅用于“核威懾”。理論上,在常規戰爭中,核國家越接近戰敗,就越有使用核武器的可能,導致常規戰爭升級到同歸于盡的核戰爭。所以,“核國家不打核國家”成為一種潛規則。“核威懾”是理論,從未經實踐檢驗。盡管人類可能付不起這“實踐檢驗”的代價,核大國經常用優勢常規武器挑釁另一個核大國而獲利,賭的是“絕對武器”的不可使用性以及對方缺乏同歸于盡的決心。所以,與前核威懾時代相同,核大國仍需先進的常規軍備。
相對安全的國家內部凝聚力和外部吸引力都比較強大。安全也是創造和普及技術的前提條件。政府出資研發的軍事技術在總體上領先于民用技術,為民用技術的進步提供重要動力。退役軍人有嚴守紀律的習慣,往往成為公共生活里最守規矩的市民。退役軍官意志堅強,慣于思考戰略戰術,往往成為商業精英。
軍事技術可以民用,但昂貴且需不斷更新的武器只能用于打仗。武器的質量和數量花費大量公帑,維持軍人較高的生活水準并安置退役軍人也花費大量公帑。所以,國防是精英與平民共同體的展示場所。精英紛紛貢獻于國防事業,社會文明的安全程度就比較高。精英紛紛遠離國防事業,蔑視軍人,社會文明的生存就岌岌可危。因此,強大的國防是社會文明的保障,是公共生活存在的第二前提。
三、衡量社會先進程度的三大標尺
(一)維護公共財產及其使用秩序的程度
公共生活基于公共財產。城市擁有最密集的公共財產。積累和維護私有財產的意識天然強大,維護公共財產卻天然困難。維護公共財產及其使用秩序的程度是解釋和衡量社會形態先進與落后的第一標尺。
第一,何為“公共”財產?前文提到,城市基礎設施是“公有財產”。但是,在城市基礎設施上更衍生出巨量的“共有財產”。大城市里如森林樹木般聳立的,經電梯上下的居民樓,是城市最大量、最典型的共有財產。居民購買大樓里的居所,貌似購買了私有不動產,其實僅購買了樓內私享空間的有限使用權。住戶們共享樓房結構和墻體里的每根鋼筋,共用支撐樓房生命的,需要不斷折舊的基礎設施,如電力、電梯、給排水、通信網絡、內外裝飾、地上地下各層的公共空間及其衛生,還共同承擔噪音,共擔消防責任,共用小區內部的土地、道路、空地、園林。所以,居民樓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是業主們的共有財產——不是集體財產。
第二,在少數熟人間侵犯彼此利益比較難,在大量陌生人間就容易得多。被城市密集、先進的基礎設施吸引,被不斷累積的工作機會吸引,大量彼此陌生的人聚攏于城市,從事各種高中低端工作,在激烈競爭中創造財富。與鄉村不同,城市生活需精確盤算物質利益得失,密集的公共財產成為私利侵蝕的主要對象。“理性”致富最明顯的“捷徑”是在公共財產的建設和使用過程中牟利。能走歪門邪道致富,合法致富的環境就惡化。若公共財產可隨意侵占,“法治”或嚴格保護私有財產就是句空話。
在城市公共交通工具上吃喝、扔垃圾、高聲打電話辦公或聊天,方便了自己,卻讓全車人苦于異味和噪音。占用1平方米公共電梯廳放鞋,誰也不能吃虧,結果全樓所有各層的電梯廳瞬間變臭鞋廳,占公共便宜不再是恥辱。私家車在人行道上侵占價值數百萬元的15平方米平層,結果把行人趕下自行車道,把自行車趕下機動車道。在居民樓頂搭建一個違章建筑,私家獲利上千萬元,結果樓頂防水崩潰,樓下窗子過早變形。因人流集中,商業樓對消防、電梯、電力、給排水、治安等的要求比居民區高得多,所以商業區水電氣和物業管理費比居民區高得多。而今所有先進城市都有商、居嚴格區分的法律。自漢代,我國大城市就嚴格區分居住的“里坊”與進行商業活動的“市”,鑄造了中華出色的古代社會文明。但是,如今都市居民樓里遍布商號、補習班,規避商業區較高的水電氣和物業管理費用,迫使全體業主均攤其保安成本和消防風險,遑論商戶雇員和客戶擠占狹窄的居民電梯,攪亂居住區的生活秩序。
越來越多的社區活動,豐富了中老年居民的生活。
第三,與鄉村不同,城市人高度相互依存,牽一發而動全身。公共財產使用秩序中的不公正遍地都是,導致人人自私、互坑互害、公德不彰,居民們對公共生活的公正喪失信心。
一處公共秩序崩潰,全城公共秩序就陷入危險。一處私家車占用人行道未被制止,到處會發生私家車侵占人行道甚至占用行車道的問題。一戶拒交“物業管理費”不受懲罰,繼續使用電梯、公電、清潔、保安服務,占繳費者的便宜,全樓很多戶都會拒交。一戶占據頂樓蓋違章建筑未被制止,全市居民樓頂上會遍布違章建筑。若一家公司的“共享單車”被準許免費占據城市人行道賺錢,其他單車公司乃至商鋪都有理由侵占人行道。
法國盧浮宮博物館藏有古巴比倫城邦第六代國王漢謨拉比公布的法典石碑,包含近三百條公共生活規范。此碑大約刻于公元前1776年,距今約3800年了,我國迄今發現的最古老甲骨文不到3500年。漢謨拉比時期的巴比倫城已進入鐵器時代,擁有大量公有和村社共有財產。從法典的嚴苛程度來看,侵犯公共財產是那時的重大社會問題,“任何竊取寺廟或王宮財產的人都將被處死,接受贓物者也一并處死”。直到公元前6世紀滅于波斯帝國,古巴比倫生存了約2500年。
第四,政權的根本職能是維護公共財產使用秩序。嚴格捍衛公共財產及其使用秩序,有效減少公害,社會才有公德,貧富尊卑才能團結,政府才有公信力。每個居民區都嚴格維護好公共秩序,整個社會就是世界典范。
市民為私家利益侵犯公共利益,互坑互害,會導致人人不滿,政權喪失公信力。17世紀英國的洛克聲稱,政府的根本職能是保護私有財產——上帝造人而來的個人“自然權利”。這個既原始又粗糙的理解產生于沒有大城市,英國商人與貴族激烈爭奪政權的歐洲封建時代晚期。類似的粗糙理解是私權利“法無禁止皆可為”,公權力“法無授權即禁止”。法律不是永動機,立法容易廢法難。法律都有漏洞,特別強調和依賴法條,官員就傾向于互相推諉責任,盛行官僚主義。
公共生活的先進性不在于政府提供多少“公益”,而在于能夠有效制止“公害”,即制止為私家利益侵蝕公共財產及其使用秩序。城市管理者經常以增加“公益”標榜政績,掩飾制止“公害”的無能。無力制止私人侵占公共財產,無力提升居民對公共財產使用秩序的尊重,是落后社會的標志。相反,有效制止私人侵占公共財產,使全體市民謹守公共財產的使用秩序,是先進社會的標志。
七十年前中國共產黨接管大城市,迅速贏得了廣大市民的衷心擁護。那不是因為共產黨比國民黨給市民提供了更多社會公益,而是因為共產黨動員和組織群眾,迅速消滅了當時困擾市民的公害,如組織群眾填平了北京有五百年歷史的龍須溝,抑制囤積居奇,鏟除了地痞惡霸、賭場妓院、盜竊團伙和詐騙團伙。
就維護公共財產及其使用秩序的困難,我國官員常給的理由是“閻王好見,小鬼難纏”,指基層政府和一線執法人員數量大、素質低。然而,為何發達國家里沒有“小鬼”?存在“閻王”是根本原因。若公共財產使用秩序混亂,官員必定存在大量腐敗。若公共財產使用秩序井然,官員也必定普遍廉潔。
第五,社會公德就是尊重公共財產及其使用秩序的意識。人們羨慕發達國家,不是羨慕那里的少數個人多么富有,其私有財產如何受到嚴格保護,而是羨慕那里的公共生活,羨慕那里嚴格維護公共財產及其使用秩序的能力,羨慕那里的當權者不敢亂花“公家”一文錢,羨慕那里普遍存在的社會公德。國民不信任政權維護公共財產和社會公正秩序的能力和真誠,政權就缺乏公信力,就會盛行弱肉強食,“按勞分配”就可能變成“按鬧分配”。
落后社會指的是公共財產及其使用秩序被私人任意侵蝕的社會,是蔑視公共生活規矩的社會。無力維護公共財產及其使用秩序的國家,不僅缺乏外部吸引力,更缺乏粘合精英與平民的內聚力,而且無力提供技術和知識創新及普及的環境。在那樣的社會,私有財產及其所有者也會因財產常見的不公正來源而被蔑視。所以,高度尊重公共秩序,嚴格維護公共財產及其使用秩序,是解釋和衡量公共生活形態先進性的第一標尺。
- 原標題:論社會進步的標準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責任編輯: 吳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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