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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北京參加了一個中美學者“未來五年的中美關系戰略對話會”。約定俗成地，中國的一個“政治周期”是十年，美國的一個“政治周期”一般是八年。11月，中美兩國領導換屆不期而遇，美方學者關注“未來五年”的中美關系，而中國學者關注“未來四年”。

一個簡單的算數是，奧巴馬的八年任期還剩下四年，而屆時，中國的新政治周期僅到了中期，還剩下至少五年。這一算盡管簡單，但是心中有數和心中無數完全不一樣。

現在中國方面主張中美建立“新型的大國關系”。如果此說得到美方的回應，那么未來的四年，我把它判斷為中美關系轉型的關鍵四年。

中美關系依然處在轉型期，這是我們觀察中美關系的大前提。此時，到底如何觀察中美關系，這里有一個很關鍵的方法論問題。

長期以來，國人觀察中美關系缺少科學方法論，不是一成不變（比如“中美關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壞也壞不到哪里去”），就是深受美國觀察中國的方法論影響（比如美國說“利益攸關方”，中國人就說“是”），而缺少中國人的角度。

美國已進入后霸權時代

方法論的第一點是上文提到的關鍵——“轉型”。中國方面已經提出了“新型中美關系”的說法，但人們仍然不能從中美關系轉型的角度思考問題。

這一轉型實際上早已開始。轉型時期也是動蕩時期，所以，我們如今看到的這一波中美關系動蕩，如同飛機在空中遇到強烈的對流，從中國企業無法順利進入美國市場，到美國國內政治斗爭中三句不離中國問題，異常復雜而怪異。

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微妙而變動不居的，因為美國已經進入“后霸權”時代。這一點在討論中美關系時往往被國人忽略，即國人仍然按照蘇聯解體后的“單極世界”來對待美國。

毋庸置疑，美國仍然是全球唯一符合霸權指標的霸權國家。但是，在蘇聯解體后短短的二十多年，“美國病”并不比當年的“蘇聯病”好多少，誰也不要笑話誰。這并不是說，美國也會像蘇聯一樣解體，而是說，美國將要像蘇聯一樣走向歷史的衰落。

美國的一些精英，尤其是一些資深和位高的人，總是向中國人灌輸：“美國的自我復原能力還很強大，不要低估之。不信，請看：截至目前，美國已從危機中復原，所以，中國不要低估美國的復原能力。”這樣的說法，2008年以來我就不斷聽聞。

美國的危機是金融市場崩潰帶來的毀滅。但是，“復原論”振振有詞，認為“毀滅”就是“創造”，這是“創造性的毀滅”和“毀滅性的創造”。這種在冷戰剛爆發時由美國經濟學家熊彼得發明的理論，如今幾乎等同于美國宗教，是詭辯，絕對不是科學。

我們且看美國到底如何從“毀滅”中“創造”的吧。

美國內外，一直有人說“美國衰落”，但就是有許多人置若罔聞。然而，有意思的是，為什么關于“美國衰落”的論調在這次危機下甚囂塵上？深刻原因之一是：美國的金融資本主義或者金融全球化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最高階段”，危機正使其從“最高階段”黯然走向下坡路。

我們先把這些美國“復原論”放到一邊，信不信由人。但要看看美國人自己造成的事實：早在2008年，選擇奧巴馬的選民希望他一上臺就妙手回春，但是，到了他爭取連任的2012年，美國并未真正結束危機，即并未進入早在2009年就開始宣揚的所謂“危機后”階段，而是進入新的危機，面對可能跳下“財政懸崖”的更大挑戰。

不得不承認，奧巴馬政府把美國的危機成功地推后了。奧巴馬也通過國際“相互依存”的各種通道、機制向別的國家轉嫁了危機，但是，美國的危機仍然揮之不去。

奧巴馬的挑戰者羅姆尼失敗了，但是，人們不要忘記了他對奧巴馬政績的批評，這些批評并非一無是處，有些甚至是一針見血的。所以，僅羅姆尼對奧巴馬的批評就說明，美國從危機中復原并不像美國對世界所宣稱得那么動聽。

從“后霸權”之爭認識美國

我要指出的研究中美關系方法論的第二點是，我們要從美國學術界“后霸權”爭論的角度思考問題。

美國霸權一度在20世紀70-80年代遭遇到很大的挑戰，于是美國學界出現了“霸權衰落”的爭論，產生了諸如《大國的興衰》那樣的名著（保羅•肯尼迪著），和反駁美國霸權衰落的“軟實力”論（約瑟夫•奈著）。

當前關于“霸權衰落”的爭論與當年不同，主張者言之鑿鑿，反駁者理由不足。所以，我們應該看到，美國霸權正在走向衰落或者終結，至少可以做出這樣的學術假設，并根據此種假設制定對外政策。

美國居霸權之位的（1979-2009年），中國如同處在同一國際體系的其他非霸國家一樣，按照常規和邏輯，不得不與美國建立一種霸權和非霸權之間的關系。中國為此還提出了著名的美國是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的說法，對美國誘之以利，而且中國經濟長期的增長，可以保證對美經濟關系是公認的中美關系的“穩定劑”。

如今，“重中之重”難以持續。

第一，中國國內壓力持續。這不僅是因為中國經濟在西方經濟衰退下的嚴重下滑，而且在民意越來越介入外交的情況下，官方的中美關系，不得不受到民間中美關系的制約。2010年，從中國官方鄭重否定美國高層戰略家主張的“兩國集團”——即“中美國”提議（G2）就能看出這一點。

第二，中國面臨國際壓力。如果中國與美國成立排他性質的“兩國集團”，不管是中國的敵人還是朋友，都會有異議。所以，G2提議一出來，國際上反對聲音為主，贊同為少。

第三，中國繼續“讓利”，等于“慣壞”了華盛頓和華爾街。利之所在，美國自然得寸進尺。得寸進尺是人的“理性”行為，但國際關系中這一“理性”行為更是體現得淋漓盡致。

處在“后霸權”時代的美國，主要任務是“恢復”其正在流失的霸權和既得的世界秩序，防止中國挑戰這一霸權。所以，一些怪現象發生了：比如，中國越是告訴美國人中國無意于霸權，繼續推行“不挑戰”、“不稱霸”的策略，美國越是把中國當做“頭號挑戰者”；中國越是滿足美國的得寸進尺，美國越是對中國施加更大的壓力，進而中國越是不解和不滿。

要聽奧巴馬對選民怎么說

觀察中美關系的第三個方法論，是要聽美國向其國內聽眾，而不是國際聽眾，尤其是中國聽眾發表的言論。美國向中國聽眾發表的言論，類似美國向巴勒斯坦人發表的言論，多數不可信。例如，美國的“再平衡”戰略明明針對中國，美國政客卻在外交場合一再向中國聽眾聲明，“不是針對中國”。

有的國人，尤其是學習英語的國人，對美國官方的國內言論和對外言辭不做區別，這是一個致命的方法論錯誤。如同其他國家，由于政治尚未全球化（美國人投票選總統和議員，其他國家的公民只有看熱鬧的份），美國把國內和國際仍然定義為“我們”和“他們”之別。人們可以數一數美國總統競選中候選人雙方都用了多少個“我們”。有的時候，外國人在美國的活動中聽美國人講不包括外國人的“我們”，深感美國并不是外交宣傳中宣稱的那么包容大度。

“我們”起源于“部落”。在“我們”（國內）講的是一套話語，針對“他們”（國外）講的則是另一套話語。這在中國叫做內外有別。我看重的是美國總統和國會領導人向其國內選民說什么，而不是美國領導人向其國外朋友、敵人說什么。前者頗有學術研究價值，因為這些領導人要再三地用“我們”來拉近他們與選民的距離，害怕失去選民手里的選票，所以，必須確認與選民之間的關系是自己人的關系，同一個部落的，自己是打算做“部落”首領的。

奧巴馬的“我們”話語，而非其外交辭令，對研究中美關系更有價值。可惜，截至目前為止，國內尚沒有人計算奧巴馬的《國情咨文》或者其他重要講話，到底用了多少次“我們”。

奧巴馬最大的“我們”話語，即是要對美國進行改革。這印證了美國真的處在轉變之中，即從霸權到后霸權。奧巴馬是美國這個過渡時期的代表，代表著美國下一步的演化方向。

奧巴馬是美國“后霸權”時代的第一位美國總統，如今這位總統的任期延長了四年。八年的時間作為“過渡時期”，在信息時代已經足夠了，因為如果有心人用心做，八年確實能改變許多。小布什做了八年美國總統，從兩場戰爭開始到金融危機爆發結束，深刻地改變了美國。奧巴馬的八年，許諾給美國國內普通人的是“復蘇”，許諾給美國統治層的是“恢復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我們不僅要評論2012年，而且要提前預知2016年，屆時的美國是否會變得更加面目全非？我相信，2016年，世界將能更清楚地看到、承認處在“后霸權”時代的美國。

奧巴馬將放手一搏耕耘海外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除非爆發世界大戰，奧巴馬絕沒有做第三個任期的可能，所以，四年后即他的總統任期的終點。現在，他不用再為選舉而拼搏，這意味著若從個人歷史定位和政治遺產的角度，奧巴馬打算放手一搏。這是我們觀察美國的一個變數。

放手一搏，在當下的美國政治生態下，即共和黨控制著美國國會半壁江山的背景下并不容易。2014年美國“中期選舉”后，共和黨很可能控制整個國會，所以，奧巴馬放手一搏的時間只能是在未來2年，因為從2014至2016年，他可能全部“跛腳”，一事無成。

奧巴馬的一搏，國內戰場即使搏了，也不容易成功。因為國內問題堆積如山，爛攤子如同颶風過后的紐約，非常棘手、難以改變。既然如此，還不如耕耘國外。因為美國的國外戰場極其容易成功，國外有著眾多美國的信徒和同盟，即支持力量。一般美國總統，在國內成不了氣候，往往在國際上能成氣候，正是因為許多外國人仍然癡迷美國。這一點，是中國要密切注意的。

奧巴馬會加緊推行其得意的“再平衡”戰略。最近奧巴馬高調訪問了緬甸。緬甸是奧巴馬的金秋收獲季，是其在華盛頓和華爾街炫耀的資本，這不僅是因為緬甸，而是因為緬甸代表了奧巴馬“再平衡”戰略的輕易成功。

除了在亞太地區的“再平衡”，奧巴馬還會在其他外交問題上出其不意，輕松收獲成功。

例如，奧巴馬啟用駐聯合國大使賴斯做他的國務卿，在政治上重視非洲和中東，甚至在2013年1月的第二任期大典一結束，就思考著如何“衣錦還鄉”。不過，我猜測，奧巴馬衣錦還鄉之旅的第一站未必是肯尼亞，因為那兒畢竟僅僅是其父輩的家鄉，更可能的選擇是印尼，即他兒時的故鄉。

2013年，印尼要高調主辦APEC峰會，奧巴馬會再次高調“重返”雅加達，屆時，將是慶祝其亞太“再平衡”戰略成功的時候。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本文已經發表于《社會觀察》雜志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