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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獨家授權觀察者網翻譯并發表本文。他同時接受了北京國際對話俱樂部和觀察者網的獨家對話。

【核譯北京國際對話俱樂部發起人、觀察者網專欄作者/韓樺、翻譯/觀察者網  李澤西】

“政變”是西方大國外交時常用到的一個工具，針對的對象通常是那些政策與西方利益不一致的政府。然而，近年來，西方精英驚恐地發現，角色似乎正在“反轉”，他們自己好像也成了政變的目標。即使實際情況不是這樣，西方的“自由主義”寡頭政治也已具備政變的要素了。

西方對“政變”的概念既有大國傳統外交工具的意味，也包含不少歷史“錯覺”。自古以來，政權總會試圖通過支持敵國境內的反對派或對自己友好的勢力，從而削弱對手。古希臘的斯巴達在雅典有眾多支持者，反之亦然。這大多會帶來無法預料的后果：在一個國家的內部政治中，國內因素通常會比外部因素更重要，因此當地培養的“帶路黨”的行為，往往與境外贊助者想象的不同。但通常情況下，境外勢力不需要管這么多，破壞對手穩定性足矣。

此外，1990年后，西方產生了一種錯覺，即蘇聯的崩潰并非源自其內部矛盾和改革嘗試，而是因為西方所采取的政策。基于這種錯誤的分析，西方得出結論，他們可如法炮制，使世界其他國家也“民主化”。然而，結果并不理想。以“人道主義”干預或顏色革命形式的政權更迭政策，給從北非到中亞等地帶來了混亂和破壞。如果民主制度在任何地方站住了腳，那也是因為有利的國內條件，即便沒有外部干涉也能成功。

2004年烏克蘭的“橙色革命”（圖源：AP）

然而，大多數情況下，民主制度并沒有取得成功。即便西方在某個地區暫時取得了成功，他們往往隨即喪失成果。在烏克蘭，2004年的“橙色革命”一度令西方國家開香檳酒慶祝，但當其中的兩個寡頭受益者維克多·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和尤莉婭·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隨后開始“內斗”時，維克托·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成為了“躺贏”的第三者登上總統寶座。為了扭轉這一挫折，西方2013年底在基輔獨立廣場再度嘗試了一次政變。烏克蘭的“民主”游戲的結果現在就擺在我們眼前。

這種錯覺被搬到了俄烏沖突中間：一些西方精英認為，西方施加的壓力將促成俄羅斯國內的政變。這種錯覺的一個體現是，一些捷克政治家對瓦格納最近的冒險活動抱有愚蠢的熱情。比如捷克外交部長揚·利帕夫斯基（Jan Lipavsky），他再次表現出自己判斷力的缺乏，對普京政府的可能“崩潰”感到非常高興，甚至考慮這一潛在的所謂“政變”是否會對歐洲利益構成更嚴重的威脅。瓦格納似乎不會再扮演這樣的角色了，但西方錯誤的心態依然存在。

同時，政變也成了西方自己的噩夢。一貫如此喜歡嘗試推翻外國政權的西方“自由進步主義”寡頭政權，現在已經陷入一種偏執的恐懼，害怕自己也成為政變嘗試的對象。他們不將自己政權合法性的不斷下滑歸咎于自己的失敗，而是將之歸咎于內部和外部敵人的黑暗陰謀。

例如，在希拉里與特朗普2016年的總統競選前后，寡頭和情報機構散布了關于特朗普“通俄”的謊言，把他描繪成俄羅斯試圖影響美國的代理人。經過多年的徹底調查，我們現在知道這些指控沒有事實基礎，而是這些機構的謊言和陰謀的結果。然而，四年來，它們為自稱“民主黨”人士反對民選總統的斗爭提供了彈藥。

2022年6月，首場“沖擊國會山事件”聽證會現場（圖源：AP）

現在，他們正試圖用“內敵”的敘事來消滅掉這位前總統和潛在未來對手。他們把特朗普離開白宮前不久發生的沖擊國會山事件描繪成特朗普顛覆政權的嘗試。他們故意忽略了這些事實：參與騷亂的是一群被聯邦調查局監控但與特朗普沒有聯系的怪人，反對特朗普的國會領導層忽略了有關部門的警告，沒有安排適當的安保措施，而且事發當天的唯一受害者是特朗普的支持者，魯莽地向人群開槍的保安甚至沒有被起訴。這些特朗普的對手正試圖向媒體和調查人員兜售這樣的謊言：一個即將離任的總統策劃了對美國民主的攻擊。

當下，類似的故事在西方如雨后春筍般涌現。“自由進步主義”寡頭及其腐敗媒體的世界中充滿了試圖“政變”自己的外部和內部敵人。幾年前，當馬克龍政府面對自己傲慢和不顧社會感受的政策所引發的黃背心運動時，官方媒體充滿了指稱該運動得到俄羅斯支持的故事。然而，俄羅斯唯一做的事情是，俄羅斯媒體的法語版并沒有把黃背心運動描繪成“一群白癡”，而是給了他們與法國政府同等的發聲空間，與主流媒體不同。這樣的做法在西方曾經被稱為專業新聞，今天則被稱為“傳播虛假信息”。無論如何，自從俄烏沖突以來，這些媒體在法國（以及歐盟其他國家）都被禁止了，這至少意味著西方需要找到一個新的境外敵人了。

2018年，法國“黃背心運動”爆發（圖源：AP）

這并不容易，因為西方與俄羅斯所有可能的接觸途徑都被切斷了，而西方精英們大多意識到，以類似的方式針對中國可能不會取得同樣的“成果”。因此，西方需要內部的敵人。德國總理朔爾茨的“超級進步主義”聯盟上臺后不久，就號稱揭露了一個“反對民主”的巨大內部陰謀。在這轟轟烈烈的聲明背后，似乎只是幾十個憤怒的老頭在集體抱怨，其中有幾個人持有獵槍。現在，德國“進步主義”人士正在接管國家的安全部隊，并攻擊家庭、住房等體面生活的基本要素，這難道不是對德國民主的更大威脅嗎？

斯洛伐克最近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參與了這種錯覺。在今年9月即將發生的選舉中，執政的進步聯盟得票率預計將明顯下降，不排除左翼民族主義政黨“方向—社會民主黨”實現政治回歸的可能。因此，現任斯洛伐克政府派出了一個由政府官員和非政府組織組成的代表團前往布魯塞爾，請求歐盟和北約幫助對付“方向—社會民主黨”，聲稱斯洛伐克的民主需要得到“保護”，以對抗“危險的民粹主義者”。他們此行沒有獲得成功，一定是連他們在布魯塞爾的朋友都覺得要求過分了，后者也可能還記得“方向—社會民主黨”執政的時候并不是革命者，而是一群實用主義者，雙方就幾乎所有的議題都能達成一致。

但是，政變本身不一定是個負面的概念，不只是用于破壞外敵穩定或在國內制造恐慌。1958年，戴高樂將軍通過改變政權拯救了法國的民主制度。我們的民主也需要從布魯塞爾（歐盟總部）、地方寡頭和對美國的附庸中解放出來。捷克前外交部長盧博米爾·扎奧拉萊克（Lubomír Zaorálek）最近的一次演講透露了一些幕后寡頭勢力的情況，引發了一些討論。那些研究過這個領域的人知道，實際情況甚至更加嚴重。如果我們不想徹底失去真正的民主，我們必須著手“政變”，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在沒有外國顧問、金融家和代理人干涉的情況下自己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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