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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冷戰結束后新一輪全球化開啟，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貿易與金融體系，在信息技術革命與全球化供應鏈的加持下，以指數擴張的速度覆蓋了前華約國家，巴西、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大部分東亞國家，中國乃至俄羅斯本身。從結果來看，它既孕育了一批全球中產階級，也通過一系列金融危機，暴露了脆弱性，從拉丁美洲開始（這個趨勢在80年代最為顯著，但在阿根廷和其他幾個拉美國家，金融危機至今仍斷斷續續地上演），然后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最終是2008年席卷西方的金融危機，帶來整個體系徹底坍塌。

以上種種都確認了吉爾平的觀點，即貿易重新分配財富，進而改變政治命運，比如美國的相對衰落。雖然全球化是一個持續發展的概念，我們還是可以觀察到其在特性與廣度上已發生的演變。比如對資本的管控，地區與“地區+1”的貿易協定等。在一個多中心的世界，正如圍繞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多哈談論最終失敗所凸顯的，未來，世界貿易組織（WTO）是否能繼續扮演全球貿易仲裁者的角色，面臨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

當前，第四輪工業革命的興起與快速發展的數字化技術表明，經濟因素往往領先政府治理一步。中國近幾十年來的經濟騰飛前所未有，從1978年GDP只有1500億美元，到2021年的18萬億美元。中國在這段時期創下了10%的年均增長率，其增長也超越了現有國際貿易體系背后的政治框架。中國充分利用了世界貿易體系以謀求發展，打破美國人關于經濟改革導致政治自由化的幻覺。正如前總統特朗普指出的，美國終于意識到，中國以國家為中心的經濟體制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經濟形態。

中國40年來的經濟崛起，打破了美國主導下全球化2.0時代的權力格局

修補全球化現行機制

相比提出一條難以實現的戰略，呼吁全世界回歸到“自由世界”主導的、“偏袒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時代，范亞倫本可以提出更好方案，即證明當前有瑕疵的全球化體制是可修補的。不說加強，這樣至少能保住當下，美國與全世界的既得利益。

在范亞倫看來，“全球化2.0”出了簍子，很大程度上要怪中國。但他的分析中沒有提到，美國人對全球化感到幻滅的背后，美國自己也有責任。正如亞當·波森近期在《外交事務》刊文提到，“總的來說，過去20年來，美國在不斷從全球經濟當中抽身退卻。”美國因為來自中國的競爭而流失的工作崗位，相對來說是比較小的——從2000年到2015年，在一個1.5億人的勞動力池當中，失去了200萬工作個崗位，實際上僅相當于一年有13萬工人下崗。

所以為什么美國公眾對全球化與中國怨氣這么大？波森認為，原因之一可能是，“對制造業工作崗位的盲目膜拜”。長期以來，美國都在穩定地流失制造業工作崗位，但其中許多發生在美國選舉的關鍵搖擺州，凸顯了該問題的重要性。但為什么要全部怪在中國頭上？令人遺憾地是，美國自己也未能重視給工人提供再培訓、再就業的機會。直到近期之前，政策一直在鼓勵美國公司投資海外全球供應鏈，同樣助長了這一問題。

根據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2021年的調查，“過去幾十年來，聯邦政府花在工人職業技能培訓上的資金，占GDP的比重一再下降”。在美國的貿易調整援助制度中，各州政府歷來扮演重要角色。但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以總額計，各州政府提供的貿易調整援助資金也在下降。不管是投資社會保障安全網，還是職業技能培訓，美國的重視程度都不如其它發達國家：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對成員國政府用在就業準備與職業技能培訓的公共開支水平進行排名，發現美國排在倒數第二位。

要想恢復（美國人）對更自由貿易的信任，有必要著手打造更加完善的社會安全保障網絡，更好地為勞動者提供與工作相適配的職業技能訓練，以適應一個快速變化的21世紀職場。

美國開始敵視全世界，不僅僅限于貿易問題上。美國的反移民情緒也前所未有地高漲，盡管根本沒有證據能證明，缺少職業技能的外來移民將會搶走美國人的高薪工作。事實上，美國經濟離不開移民。美國人變得更加孤立主義與排斥全球化，除了理性的利益考量，同樣也有文化與心理因素的作用。一直以來，美國人都不重視歷史，以及貿易起到的分配作用。他們總是傾向于篤信，自己的國家必須是全球化的唯一贏家。

相比之下，歐洲國家對全球化可沒有那么著迷，因為他們時刻擔心本國的工業會在競爭中被淘汰。范亞倫提到，克林頓總統在90年代中期兜售全球化概念時，將其視為實現“歷史終結”的引擎。但當時幾乎沒人意識到，全球化會如何增加——而非減少——戰略競爭。

其中一個緣由可能與美國的歷史經驗有關。美國之所以在19世紀末崛起為全球經濟強國之一，是因為當時的全球霸主大英帝國擁抱自由貿易，支持全球化。如果美國能從一開始就理解經濟競爭帶來的挑戰，也許它本可進入一個類似“史普尼克時刻”的自我修煉期，以便更好地應對與中國或其它新興市場國家不可避免的競爭。但相比因噎廢食，美國依然可以選擇修補全球化運轉過程中的瑕疵。

而犧牲“全球化2.0”體系，并嘗試建立一個基于“自由世界”的部分替代版本，將導致多重風險。首先，美國不一定能在貿易與出口管制的立場上，與歐盟眼對眼。畢竟，歐盟一直在推動與亞洲和拉丁美洲的經貿融合。全球化2.0也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積累財富、消除貧困、培養中產階級群體的依托。長遠來看，這些因素有利于提高那些國家民主化與自由市場改革的幾率。而一個偏袒自由主義的貿易體系，則無視了世界上相當多的國家，增加沖突的風險，讓發展中國家更加依賴中國。

美國與沙特圍繞石油增產問題陷入齟齬，側面反映盟友對美國的信任度降低 圖自：澎湃影像

綜合以上幾點，我們必須對美國的實力、憑借實力施展意志的局限性，有更清晰的認識。這一套也許對迪恩·艾奇遜（第51任美國國務卿，1949年至1953年在職——觀察者網注）有用，但那個時代早已成為過去。如今，正是由于美國的傲慢，與對美國不再可靠的擔心，導致歐洲與亞洲的許多國家拒絕站隊美國。看看歐洲與日本、中國和其它亞洲或拉美國家簽署的貿易與投資協定。再看看亞洲新達成的《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當中根本沒有美國。

與盟友達成共識需要付出艱巨努力，雖然范亞倫盡可能避談這一點，但他正確地意識到，在貿易問題上，動員民主國家與意識形態接近國家來統一立場有多重要。不過，這件事本身不應該成為目的。正是由于美國自身能力所限，為了最大化拓展美國塑造國際規則與制度的能力，才有必要與盟友及伙伴國家合作。但這種努力不應該取代現行的國際規則。

由于中國僅占全球經濟體量的18%，中國不可能改變它持續融入全球市場的政策，美國有必要窮盡外交手段，來檢驗中國提出的宏大目標，是否與它愿意承擔的代價相一致。但在這之前，我們不應該妄下結論。為此，我們需要與其他民主國家和意識形態相似國家配合，以檢驗這個提議。范亞倫匆忙否定了美國與盟友合作，更新全球貿易與技術規則，以及改革世貿組織的可能性。當然，由于美國咬定中國不可能做出改變，這樣的努力會很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