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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價值觀主導的全球化，“攔路虎”在美國國內

當范亞倫呼吁回歸到一個部分全球化、由價值觀維系的貿易體系時，他也忽視了美國國內越來越多的阻礙因素。拜登總統也許放松了特朗普時期對歐洲盟友加征的鋼鋁關稅，但他提出“買美國貨”的口號，并通過聯邦政府采購支持美國制造業，同樣激怒了歐洲盟友。拜登政府為工會化的美國車企提供電動車補貼，也讓美加墨自貿協議的伙伴感到沮喪。不過，尚不清楚近期通過的《通貨膨脹削減法案》會如何落實這些補貼。

拜登政府的種種行為，讓韓國與日本這些美國最親密的貿易伙伴，都感到反胃。美國政府一直在鼓勵日韓車企在美國本土建廠，給人留下一種印象：美國正變得越來越貿易保護主義，哪怕是對盟友也一樣。

更糟糕的是，拜登政府內部分裂，導致幾乎無法達成任何新的貿易協定。近期一篇“政客”網站的文章描述，來自亞洲的盟友與伙伴國家，迫切希望美國在貿易問題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拜登政府卻因為種種困難，遲遲拿不出一套與亞洲國家發展貿易的完整戰略。

拜登政府內部存在三方分裂，其中一角是貿易擴張主義者，他們希望通過簽自貿協定，進一步拉近美國與亞洲的關系；其次是更加照顧勞工的一派，希望用關稅和進出口配額來保護美國工人；最后一派則擔心與中國的經濟脫鉤，可能傷害政府解決通脹與降低供應鏈瓶頸的工作重心。哪怕是范圍相對較小的主張，比如數字貿易協議，都遭遇了內部反對。美國貿易代表處希望發起對中國的產業補貼審查，也被拜登政府否決。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與印度工業與商業部部長皮尤什·戈亞爾見面，戴琪屬于白宮內貿易問題上的“勞工友好派”，但依然受到牽制

接下來，還有越來越反貿易自由的美國國會。支持特朗普主義的共和黨人與民主黨中的進步派，根本不接受重拾《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的任何努力，他們也不允許美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兩黨依然在為后一件事開戰，把貿易協議視作美國工人流失、制造業工作消失的罪魁禍首，事實上，科技進步才是影響工作崗位增減的主要因素。這個問題導致美國勞動力市場上，職業技能錯配的問題進一步惡化，也是為什么美國還有約1000萬個工作崗位無人問津的理由之一。

一方面，美國政府無力推動任何新的貿易協議；另一方面，是美國國內愈演愈烈的貿易保護主義。人們很難想象，一個基于“自由世界”的自貿協議如何能變為現實。這樣一份協議，雖然看上去符合拜登政府反華、支持民主的議程，在越來越敵視中國的國會也許能收獲共識，但它也意味著，這屆政府在過去僅能通過小型提議的基礎上，需要打造一份規模前所未有的大型貿易協定。

相比重建全球貿易體系，美國當前的政治失序是同樣嚴肅的問題。范亞倫呼吁建立一個自由世界貿易體系，其根本問題在于，我們不可能拋下現實的包袱，另立爐灶、從頭開始。

結論

全球貿易體系的未來存在相當的不確定性，范亞倫好心地描繪了幾種可能出現的場景。幾乎可以肯定，世貿組織的作用將會削弱，也許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進程，會在特定領域持續發生。但最有可能的是，未來不會再有新一輪全球多邊貿易談判了。貿易自由化已經更多地集中在地區內部，或者是基于跨區域的形式，比如美國與日本的經濟伙伴關系協議。

盡管如此，由于世貿組織近乎普遍的成員國體系（覆蓋了96%的全球貿易份額），且擁有廣泛而獨有的貿易爭端解決機制，世貿組織在維系一個基于規則的貿易體制當中，依然發揮著關鍵作用。不過，如果世貿組織要繼續發揮影響力，就必須在成員國認證、爭端解決機制兩方面進行重大改革。

一段時間以來，地區貿易抱團、供應鏈重組的趨勢顯示，未來最可能發生的場景，是由世貿組織與聯合國的標準定義機構，在各地區同意的基礎上，創建一個松散的全球貿易規則保護傘。然而，貿易與金融持續碎片化的趨勢，依然可能發生。在鋼鋁等受管制的關鍵行業，保護主義正在抬頭。正是由于范亞倫強調的吉爾平觀點——經濟因素能夠撬動政治——我們也不能排除一種可能，今天的威權國家明天搖身一變，成為市場導向的民主國家。因為長期來看，逐漸擴大的中產階級這類內部力量，將會呼吁更多政治參與和自由化。

基于意識形態選邊，重新規劃全球貿易，并排除世界最大的市場與貿易國（中國），所面臨的阻礙不僅來自美國貿易政策的惰性，也包括強勁的市場力量。今年2月，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發表聯合聲明，承諾加強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與中方“一帶一路”倡議的對接合作。這當中已經透露出些許跡象，即對“僅限民主國家”的全球經濟體系提法，未來將有針鋒相對的回應。類似的，北京也提出了一份全新的全球安全倡議。

今年2月，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北京會面，雙方同意深化共建“一帶一路”和歐亞經濟聯盟對接合作 圖自：新華社

美國與中國之間，存在著復雜的貿易與投資網絡。中國市場對美國種植玉米與小麥的農民，有巨大吸引力。美國的頁巖氣生產商，也渴望進入中國的液化天然氣市場。波音公司享受著中國龐大商業航空市場的份額，高通等公司也在向中國出售手機上的低端芯片。這一切都不涉及什么國家安全風險。一個繞過中國、偏袒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貿易秩序，將違背讓美國公司與消費者獲益的市場力量。

中美戰略競爭，正讓美國與中國在認為存在國家安全風險的領域，尤其是科技領域，互相啟動脫鉤。然而在目前的形勢下，對一個主要由經濟因素主導的全球體系進行修補，哪怕存在各種問題，看起來依然是最合理的策略。最后，考慮到更深遠的系統性結果，有必要牢記亨利·基辛格最近的警世之言：“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不應該成為對抗的主軸，除非我們已準備好把政權更迭作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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