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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菲律賓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中國政府“不接受，不參與”的立場在國際法學界引起了爭議。反對者認為，“兩不”立場過于消極，有損中國權益，倘若主動參與，或有望說服仲裁法庭做出無管轄權的裁決。支持者則認為，即使主動參與，也于事無補；無論管轄權爭議，還是實體性爭端，中方都不太可能勝訴；既然料定贏不了“官司”，就不如索性置之不理。

作為國際法的外行，我對上述兩種對立主張都不敢妄加評論，也沒興趣去仔細研究《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那些與本案相關的條款。我只曉得，《公約》于1982年通過，1994年生效。中國不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也幾乎沒有參與制定的機會。雖于1996年加入《公約》，但這是根據當時國際環境和自身實力做出的選擇，如今時過境遷，若有機會重來，恐將另當別論。

內行才去看門道，外行看個熱鬧就夠了，好在我從沒覺得這些條款有多么重要（至少不像國際法專家們所認為的那么重要）。在我看來，南海仲裁案，中國是否參與，主要是個國際政治問題，與國際法關系不大。其中確有些“熱鬧”可看，尤其是那些國際政治較量中微妙的“心理學”因素。“國家心理學”這個詞聽起來很唬人，但我要講的道理不過是常識而已，沒什么專業知識。國際法專家們討論問題，自然都是很專業的，但也可能因此忽略了常識。

有時候，我覺得“國際法”這個詞就很可笑，多少有點“扯虎皮”的意思，說白了，國際法只是被稱作“法”而已。當然，名稱無關緊要，關鍵是要清楚它實際上是個什么東西。由于國家之間形成的秩序，在時間上要遠遠落后于人和人之間形成的秩序，所以國際法其實只是一種初級秩序，類似于公共權力產生之前人和人之間的秩序。那個代行公共權力或扮演世界警察角色的國家擁有“霸權”，強國爭霸是國際秩序中的主旋律。在這個意義上，把國際法稱作“強盜法”實不為過，在至關重要的問題上，還是“拳頭硬的說了算”。

正因為如此，盡管嘴上不明說，但我們心里清楚，評價國家行為和人類行為所采用的道德標準是完全不一樣的。“國家利益高于一切”，這話說出來多么義正言辭，但若是用在某個人身上，就等于指責他太自私了，幾近于“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同樣，“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也只在描述國家行為時才顯得大義凜然，因為文明社會早已放棄了野蠻時代鼓勵復仇的道德法則。人際關系已經進入了文明，但國際關系還處在“野蠻時代”。

二戰即將結束之際，蘇、美、英等戰勝國擬定如何瓜分世界，雅爾塔格局初步形成。隨后大國協商成立聯合國，用以協調大國之間的沖突，也被用來解決小國之間的糾紛，必要時還可動用武力。一系列國際公約相繼出臺，這就是現行國際法，它本質上是戰勝國為世界定下的規矩，而國際法庭則基本上是大國為小國撐腰做主的機構。

國際法不僅是制裁的法則，而且是輿論譴責的依據。在國際社會，國際法是可以擺上臺面的道理，即使心里不認，但嘴上仍要說得冠冕堂皇。相反，許多“硬道理”雖上不了臺面，但大家骨子里認。“強盜邏輯”貌似國際法的對立面，但實際上卻是國際法的基礎。現行國際法的“元規則”還是“實力界定權利”，這個“元規則”是如此了了分明，以至于根本無需白紙黑字。

1947年，民國政府內政部方域司編繪出版《南海諸島位置圖》，以11段斷續線標繪了未定國界線。次年初，國民政府將此圖收入《中華民國行政區域圖》并公開發行，正式向國際社會宣示中國南海海洋疆域的主權。在此過程前后國際社會并無異議，這是因為，中國是二戰的戰勝國，理應分點戰爭紅利；對此，西方列強心知肚明，若是當時一口拒絕，面子上恐怕是過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