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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軾的遭遇寓言般地為我們揭示了今日中國社會言論自由的真相：但見雙方都揮舞著“言論自由”的大棒試圖一擊致命——難道這不是一種奇異的現象：以“言論自由”的武器消滅對方的言論自由？輿論場上更常見的是：嬌滴滴抱怨或惡狠狠詛咒中國言論不自由的人，總是聲音最大、享受言論資源（自由）最多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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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憤洶涌的民主斗士、怒不可遏的推演黨，故意從朱令案中深挖出“多才多藝”、“美少女”、“名校”等“非普通性”元素，使它顯得注定要“寫進”、并“推動”歷史。可也正是這一群高歌“法治精神”的人，昨天深刻而激憤地嘲弄過中國人的愚昧、卑劣而頑固的“青天意識”；今天又拜倒在白宮面前，向著洋青天大人喊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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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去年針對穆巴拉克政權還是眼下針對穆爾西政權，這兩場民眾抗議運動從革命成分、領導力量到政治理念，都是混雜不明的。由于革命不徹底，“循環革命”不僅是客觀規律的必然，并且是埃及新生的必需。循環革命將一次次用殘酷的斗爭催促剛剛醒來的阿拉伯民眾更加清醒、更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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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將近半個世紀以前薩特就已經明白地說了：“諾貝爾獎客觀上成了一項授予西方作家和東方背叛者的榮譽。”但今天我們能不能以一種平常心待之：既不靠“諾貝爾”來論證中國文學的偉大、論證中國的崛起，也不要像阿Q先生那樣：“為懲治他們起見，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視，或者大聲說幾句誅心話，或者在冷僻處，便從后面擲一塊小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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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穆爾西今天所處窘境的，是一種雙重糾結：他背負著至少兩百年歷史所積累的沉重，同時又面對著一個無比強大而牢固的，由西方霸權確立起的世界邏輯。他宣布要建設一個理想王國，卻是以擁抱那個西方規定的世界秩序的方式。埃及人要意識到，制造了穆巴拉克的，正是他們在解放廣場上激情高呼的那些口號背后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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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曉先生日前發表言論，稱改革已到“窗口期”，認為改革首要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推動政府角色轉變：“從一個主管經濟、主導經濟、管制經濟的角色，變成提供公共產品的角色……”聽上去，秦曉先生的觀點依然未脫“小政府大市場”的底子。秦曉認為持“傳統增長模式”優勢論者偷換了一個概念，其實他自己無意中偷換了一個更大的概念：改革，與什么樣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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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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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04 14:29:37
11月14日至21日，持續8天的“防務之柱”行動，再次將“巴以問題”推到了世界輿論的聚光燈下。同時也吸引了我們對“以色列”、“猶太人”、“反猶主義”、“屠猶事件”以及貫穿于整個以色列國家史的猶太復國主義思想等相關問題的興趣。而桑博關于猶太人問題的歷史爬梳有助于我們更深入的理解當前所發生的歷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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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政府大市場”理論的核心要義不在于政府的“大”“小”，而在于：一個聽命于誰、為誰服務的政府。當然更不是不要政府。市場自由主義比誰都需要一個政府，來維護以私有財產權為核心的一整套“自由市場”倫理體系——是為秩序。這一秩序的功能，是將市場“自由”合法化，將社會不公合理化，將社會階層固化。而這一功能，非得政府無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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