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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新財富雜志（ID：newfortune），作者：邵宇、陳達飛】

“因為貿易的猜忌而動怒，一個現代民主大國何等地誤解了其真正利益之所在，并準備發動或繼續進行戰爭以取得商業上的優勢，甚至只是為了實現商業均勢。”（約翰?吉利斯，《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和政治學》1797年)

全球貿易沖突古來有之，只是在野蠻時代往往靠槍炮解決，二戰之后，因為GATT（WTO的前身）等多邊機制提供了爭端解決機制，貿易摩擦更多的是通過法律或談判的形式解決。

歷史經驗顯示，后起大國大多是通過貿易保護政策發展起來的，而守成大國則傾向于推動自由貿易政策。危機時期出現時，自由化的國家更容易受到沖擊，而原先實行保護政策的國家，受到的沖擊較小，可以趁機實現趕超。守成大國霸權地位受到新興大國威脅時，往往又會退回到保護主義的狀態。

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末的英國奉行自由貿易政策，而后轉向保護主義，在大蕭條期間更為明顯。美國自19世紀初到20世紀中葉的追趕過程中，一直奉行貿易保護政策，二戰后開始選擇了自由貿易政策。隨著德國、日本、中國的崛起，美國國會的保護主義力量開始占據上風，主張對貿易伙伴進行制裁，石油危機后，美國分別對日本和德國等國發動貿易戰，2008年金融危機后，又是對中國發動貿易戰。

一旦某種經濟現象在長達幾百年的時間里反復出現，那它大概率是由結構性矛盾引致的，周期性的因子起到強化或者弱化的作用。如何從全球，從貨幣、貿易和金融制度層面分析全球失衡的底層邏輯，從全球和歷史的視野看待當下的中美貿易摩擦？

二戰后國際秩序形成與美國霸權建立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戰勝國簽訂了《凡爾賽合約》，意欲摧毀德國再次強大的經濟基礎，以維系歐洲大陸的和平，但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過分地關注政治目標，而忽視了德國之于歐洲經濟的重要性和歐洲經濟的統一性。“德國是歐洲經濟的中樞，那么，摧毀德國經濟的基礎，就等于摧毀了歐洲經濟的中樞神經”（凱恩斯）。德國的經濟困境致使極端的民粹主義興起，希特勒領導下的納粹德國又一次在歐洲大陸上掀起了血雨腥風，僅僅過了20年，更具毀滅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

二戰之后，人們開始吸取教訓。一方面，戰勝國不再對戰敗國制定掠奪性的合約，反而對戰敗國經濟的復蘇施以援手，如美國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劃”，援助日本的“道奇計劃”；另一方面，歐洲大陸的老牌強國實力大不如前，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強國，GDP總額占全球的比重近50%，是唯一有能力重建國際秩序的國家，大大增強了其制定全球規則的話語權。

19世紀末，美國在經濟總量上就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從人均角度來看（圖2），一戰前夕，美國超過英國。但是，綜合國力上，特別是金融實力上，美國仍然要到一戰前夕才實現趕超。從圖1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按照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中國的GDP總額雖然在2014年時就超過了美國，但是從人均GDP角度來（見圖2），中國與發達國家仍然有較大的距離。

長期以來，美國一貫行使的是“孤立主義”的外交政策，但在二戰之后，以史為鑒，美國一改此前的“孤立主義”傾向，主導建立了二戰后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政治上主要體現為聯合國的成立，經濟上則體現為“三大支柱”——世界銀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的建立，它們在促進全球經濟、貨幣和金融交往，它們在解決各種糾紛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美國也因此獲得了其在全球范圍內的霸權，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將二戰后的美國稱為歷史上第一個全球范圍內的霸權國家。

二戰后的貿易：從均衡到失衡，從自由到保護

二戰后，美國主導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奠定了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原則的制度框架。布雷頓森林會議決定設立的GATT于1948年正式生效，其宗旨是采取多邊主義原則以消除國際貿易中的差別待遇，通過削減關稅和其它非關稅壁壘，促進國際貿易自由化，充分利用世界資源，擴大商品的生產與流通。

自1947年烏拉圭回合談判以來，各國關稅壁壘不斷消除。經過7輪談判，至東京回合談判結束的1979年，美國平均關稅下降了92%（圖3），世界銀行（1987年）的數據顯示，東京回合談判之后，美國加權平均關稅為4.6%。到80年代初，美國、歐洲共同體和日本的平均關稅已經分別下降至4.9%、6.0%和5.4%，這極大地促進了貿易規模的擴張。

如圖4所示，自1960年代開始，商品貿易總額及其占全球GDP的比重不斷攀升，1960年代中后期加速擴張，特別是70年代初期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及爆發，出現了明顯的結構突變。一個重要的事件就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貨幣完全擺脫了“金色的鐐銬”，從而成為全球貿易和資本流動的加速器，它同時也催生了更大程度的不均衡。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金匯兌本位制的約束下，二戰后至1973年，經濟增長與貿易擴張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相得益彰。一方面，基于比較優勢的全球分工和專業化生產本身就有助于效率的提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另一方面，經濟增長也有助于貿易的順利開展。這是因為，在蛋糕越做越大的時候，一切經濟行為似乎都是合理的，而一旦經濟增長停滯，政治家們推卸責任最容易的方法便是將視線轉移到國外。

這段時期，貿易主要發生在發達的工業化國家之間，由于其經濟發展階段相同，沒有出現顯著的貿易失衡狀況。而且，產品的相似性和互補性是該階段貿易的一個重要特征，貿易帶來的產品多樣化與增長中的需求正好相匹配——產業內貿易降低了貿易自由化帶來的政治成本。

有研究發現，貿易保護申訴數量其與宏觀經濟條件呈反向關系，在GDP增速較高，失業率較低和產能利用率較高時，產業保護的申訴數量也較少；當內需不振時，“開源節流”思維的結果就是貿易保護主義——鼓勵出口、限制進口。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后，西方國家進入到10年滯脹期，保護主義情緒開始在各國不斷發酵，非關稅壁壘成為阻礙國際經貿交往的主要形式，如有序營銷協定（Orderly Marketing Agreements）、進口配額、自愿出口限制、補貼和反補貼、傾銷和反傾銷等等。

如圖5所示，根據聯合國的統計，到1986年，發展中國家貿易品中受非關稅壁壘影響的比例高達57.6%，非關稅壁壘在不同品種中的覆蓋率均在55%以上，最高者達到64.5%。相比較而言，發達國家則較低，整體覆蓋率為17.5%，其中食品類的非關稅壁壘覆蓋率較高，為42.8%。

非關稅壁壘給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全球貿易帶來了較大的沖擊，這集中體現為美國與日本、韓國和德國之間的貿易摩擦，其中最曠日持久的莫過于美國與日本的“貿易戰”，它幾乎伴隨著日本崛起的全過程，又因為美國與日本之間特殊的同盟關系而呈現出“一邊倒”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