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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關稅壁壘之外，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在本國貿易法框架下發起的反補貼與反傾銷案例也顯著增多，根據Finger和Nogues（1987）的統計（參見圖5），美國反補貼行動從1980年的8起，增加到了1982年的123起和1985年為39起；反傾銷行動也從1980年的22起，增加到了1985年的65起。非關稅壁壘的增加抵消了關稅下降的作用，阻礙了貿易的擴張。如圖2所示，從1974-1987年，雖然世界貿易總量仍在緩慢增加，但貿易占GDP的比重卻停滯不前。

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只是影響貿易的直接原因，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規則的非對稱性和發展階段的不一致性，是多邊秩序遭遇挑戰的根源，然而，與發展階段相關的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的差異恰恰又是全球貿易得以存在的基礎，這就形成了一個悖論，它內生于多邊秩序之中，外在表現為貨幣、貿易與資本流動的三重失衡。

三重失衡：貨幣、貿易與金融

圖7以39個國家為樣本，繪制了她們自1948-2018年的貿易收支差額。可以看出，二戰后至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前，全球貿易基本處于平衡狀態。1971年開始，特別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后，貿易失衡狀況開始凸顯；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順差國與逆差國在較長的時間內都維持了順差或逆差的狀況，很少出現角色互換的情況，無論是美國的貿易總差額，還是其與其他國家的雙邊貿易差額，即使是在歐元區內，這種現象也是存在的。

有三個重要的結構轉變導致今天全球失衡的狀況：第一，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瓦解；第二，以美國《1980年銀行法》為標志的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第三，2001年中國加入WTO。

1980年，美國實施了《1980年銀行法》，加速了金融全球化進程。金融全球化帶來巨額資本的跨境流動，沖擊了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市場和宏觀經濟，各類金融風險頻發，如19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19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等等。在此之前，資本流動很大程度上是貿易流動的結果，但自此之后，資本流動反客為主，成為決定匯率的主導因素，并影響到匯率對于貿易不平衡的調節作用。由于金融順周期性的存在，貿易不平衡被不斷放大。

與此同時，中美建交為中國的開放奠定了基礎，美國于1980年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MFN），針對中國出口至美國的商品采用WTO成員國的標準，平均關稅只有4%左右，這才給中美的雙邊貿易創造了條件，但中美雙邊貿易的快速擴張還是始于2001年中國加入WTO（如圖8所示），而美國貿易逆差快速擴張期則始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只是2001年之后，這個態勢得以延續。

中國加入到全球產業鏈之中，對原有的多邊規則形成了沖擊，這是毋庸諱言的，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巨大的經濟體量，另一方面，據美國和歐盟的觀點，更主要的是因為中國的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與發達國家有較大差別，如對國有企業的補貼等，從而導致了競爭的不公平。這也是本輪WTO改革和中美貿易談判的核心話題。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是打開“潘多拉魔盒”的鑰匙，美元流動性的開啟是貿易失衡的底層邏輯，貿易失衡是貨幣體系失衡的外在表現，當然，它也是以WTO為代表的多邊貿易規則的內生現象，并因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而被放大。貨幣失衡、貿易失衡和金融失衡各有其演化的路徑，而又彼此相連。

首先，貨幣失衡。國際貨幣體系結構性失衡表現為美元的絕對霸權，具體體現為“特里芬難題”、“三元悖論”和全球流動性過剩。

“特里芬難題”講的是美元供求與匯率穩定的矛盾，美元國際貨幣職能的發揮要求其供給對需求的適應，要求美元必須源源不斷地流出，這導致了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元流動性的擴張，特別是本輪金融危機前后。同時，美元持續外流又對應著美國經常賬戶逆差的擴張，引發全球對美國穩定美元幣值能力的質疑。

蒙代爾提出的“三元悖論”實際上也是國際貨幣體系失衡衍生出的一個問題，它描述的是主權貨幣匯率穩定、資本自由流動和國內貨幣政策獨立之間的矛盾，三者居其二。

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國承擔著維護美元-黃金比價的責任，其他主權貨幣盯住美元，實行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而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美元流動性不再受到約束，全球進入到浮動匯率時代，以維持資本的自由流動和國內貨幣政策獨立性，但各國仍然設置了匯率浮動的合理區間，穩定匯率的成本轉而由其他國家（或地區）來承擔。

1980年代之后，新興市場國家頻繁爆發金融危機，這使得她們重返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而要想維護匯率穩定，就必須通過對美的貿易順差獲得美元儲備。最新的案例是，2018年，因為缺乏足夠的美元儲備，阿根廷和土耳其發生貨幣危機。

其次，貿易失衡。它不僅是國際貨幣體系失衡的直接結果，還與多邊貿易規則，以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有關。

WTO是建立在9大基本原則之下的框架性協議，比較抽象，原則之一便是“對等”（reciprocal），國內常翻譯成“互惠”，這造成了不小的誤解。“對等”的意思是，你征5%的關稅，我也征5%的關稅，而“互惠”則不需要完全相等，只要雙方在不相等的關稅下都可以實現“帕累托改進”就可以，比如中國對美國的汽車征收15%的關稅，美國對中國的汽車征收5%的關稅，只要雙邊的出口商都有利潤，那就是“互惠”，但它不是對等，所以特朗普現在的要求是“對等”。

中國是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加入WTO的，按照WTO的規定，有一段緩沖期。“最惠國待遇”原則只要求中國對成員國實施同等最優惠的關稅，但并不要求按照發達國家的標準設定關稅稅率。比如，中國對美國出口的汽車征收15%的關稅，也必須對歐盟出口的汽車征收15%的關稅，但是相對于美國的汽車關稅來說，中國的關稅水平仍然較高。所以，一方面，美國和歐盟不再承認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另一方面也在尋求WTO的更新方案，因為自1995年問世以來，WTO的規則體系沒有與時俱進，它已經成為全球貿易失衡的一大制度性根源。

那么，規則修改后，貿易失衡就可以解決嗎？筆者持相對悲觀態度，因為貿易失衡實際上是各國經濟內部失衡的鏡像，這與各個國家國內的經濟發展策略和相應的政策有關，WTO的原則并不具備一般意義上的法律效力，也缺乏強有力的執行機構，不是硬約束，所以只能起到一定的緩和作用，無法基于多邊規則體系對各國內政形成強有力的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