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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了講到巴以那就要講到美國的中東戰略，美國中東的退出戰略，最早是奧巴馬政府希拉里克林頓當國務卿的時候，他當時提了一個概念叫“重返亞太”后來特朗普時期再到拜登時期，拜登剛上來之后還跑到瑞士日內瓦見了普京，大家還握了手。當時還有說法，說現在的中美俄有點像20世紀70年代的中美蘇，區別是中國變成了當時的蘇聯，美國跟俄羅斯可能進行歷史性的和解來對付中國。

拜登和普京的握手（圖片來源：網絡）

這個跟我們講的中東退出戰略有什么關系？當美國提出重返亞太的時候，其實它就隱含著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力量崛起之后，美國在亞太原有的力量已經不太夠用了，這個時候美國需要集中更多的力量去對付中國。

所謂集中更多的力量，其實有兩個辦法，第一個辦法美國自己拿出更多的額外的力量，去搞出更多的東西，然后壓到中國這邊來，贏得對中國的戰略優勢。當這種辦法做不到的時候，那就是第二種方法，很簡單，10個瓶子9個蓋，現在要換個瓶子蓋就需要把一個瓶子上的蓋子挪過來，這意味著美國需要在世界范圍內各個地區之間實現力量的重組。

可事實是美俄關系并沒有改善，反而變得更糟糕。所以美國就不可能把在歐洲的力量撤出來來對付中國。那美國另外一個想到撤出來的地方是就是中東，中東這個地區在美國是有特殊意涵的——如何在撤出力量的情況下同時保障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利益呢？美國就想到了兩種方案，第一種僅僅理論上存在，但美國人從來不接受，那就是美國放棄中東，先真正走開，等之后問題解決了再回來；第二種則是美國可以離開中東，但不會因此失去中東，因此需要找到合適的方法在中東形成一個穩定的戰略區域，為西歐提供能源，成為美國放心的地方，還不讓中國勢力滲透。

所以歷屆美國政府就開始基本上按照這個思路，至少奧巴馬和拜登這兩屆美國民主黨政府都按照這個思路開始去尋找他們的解決方案。

從小布什時期提出大中東民主計劃，希拉里克林頓雖然是奧巴馬政府的跟小布什不對付，但是基本上延續了小布什的大中東民主的基本邏輯，這個邏輯是如果中東地區出現一批被認為采取了符合西方國家要求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國家的話，他們就不再是美國的敵人。

那么如何做到這一點呢？小布什采取的辦法是軍事征服，沖進去摧毀伊拉克的軍事力量，然后進行戰后國家重建，這被證明是一場災難。希拉里克林頓找到了另外一條辦法——互聯網自由。互聯網自由就是通過互聯網以及社交媒體，讓中東這些國家老百姓自動地走上街頭發生革命，把這些不符合美國要求的專制獨裁的人通通都推翻掉，然后引入美西方國家的多黨競爭和票選制度，建立起一套民主的政治體制。

“阿拉伯之春”讓眾多阿拉伯民眾和所在的國家陷入“寒冬”

這些民主化以后的中東國家在政治觀念意識形態價值上更加認同美國，同時在對外戰略上緊密地跟美國走在一起，美國從此可以在中東不投一兵一卒，而他們心甘情愿地跟著美國走，這是互聯網自由戰略的整體想法，這一戰略不僅有理論支撐，甚至可以得到數據的支撐。

但是實踐后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所有民主化的中東國家立刻發生了伊斯蘭組織的抬頭。原因很簡單，希拉里克林頓為代表的這批美國精英對于中東地區的歷史一無所知，世俗化和宗教化這兩股力量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一直在斗爭，而中東國家的世俗化進程主要是由被西方國家認定為專制獨裁的軍人和強勢的世俗政客所推進的，而維系中東國家底層社會穩定的仍然是以穆斯林兄弟會為代表的阿拉伯民間社群網絡。這些民間社群網絡在社會的底層，提供了政府無法提供的公共物品，讓底層阿拉伯民眾得以生存下去。

那如果大家投票去選，一邊是操著一口流利英語，說些我完全不知道概念的漂亮的政客；另外一邊是說一腔土話，昨天他們所在的組織剛剛給了我一塊面包，讓我飽餐了一頓免于挨餓的候選人？假如你是一個阿拉伯民眾，你選誰？

所以帶來的結果就是美國推動的互聯網自由，在政治結構上和價值觀念上動搖了原先的世俗強人政權，卻導致了一波傳統伊斯蘭教政治勢力的反彈。這波反彈摧毀了美國在冷戰時期形成的阿拉伯地區戰略穩定架構當中的一根支柱。1979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成為什葉派的原教旨政教合一的國家，伊朗的堅定反美使得美國需要扶持一個遜尼派的地區強國制衡伊朗以及什葉派在中東的擴張，而這個國家就是伊拉克。而這一支柱在2003年被美國親手摧毀了。

伊拉克被摧毀后，中東地區僅剩的遜尼派強國就是沙特阿拉伯了。盡管沙特富甲一方，但在硬實力上無力對抗伊朗，因此美國就想到能不能通過美國給予沙特一些條件如安全保障、軍售出口乃至民用核設施等，推動沙特與美國在中東的天然盟友以色列和解，實現力量聯合對抗美國中東戰略中最大的敵人——伊朗。

美國這種絲毫不考慮中東地緣及宗教環境，只考慮自身在中東地緣政治利益推動沙以和解的做法就好比打掃房間時從一大摞書的底部直接抽出我想要的那本，至于摞在上面的書直接倒下來一團糟也無所謂。

美國在中東的政策就是如此，包括推動埃以和解的《戴維營協議》也是一樣，埃及也是在美國的利誘和收買下所簽訂的。對于美國來講，協議簽完了就由雙方執行就好了，我的任務就是把你們拉到談判桌上按著你們簽字就完事了。但其實啟動一個進程后是需要落實的，而沒有推動落實的結果就是你的這種啟動變成了一種擾動。

美國總統卡特推動簽署的《戴維營協議》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總看到一個矛盾的現象——美國一推動和平進程，中東地區立刻就亂。

伴隨時間的流逝，給我一個特別深的感觸，這屆拜登政府做事情的風格真的非常像袁紹——干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就看到一點蠅頭小利比如明年選舉可以加三票，就撲上去就一定要做，哪怕會帶來巨大的禍端。如果真想解決巴以問題那就真正推動雙方的對話，必須抱著功成不必在我的心態，做出一些實體性的貢獻。然而現實情況是美國就閉著眼睛想，最好5分鐘之內你們把東西給簽完了，然后他就拿了張紙說，你看我帶來了和平，給我諾貝爾獎，明年大選給我投票。就像張伯倫的慕尼黑協定那樣。

有人說，因為哈馬斯的行動，沙特跟以色列所簽訂和解協議告吹了，退一萬步講，即使沙特跟以色列簽了這個協議又如何？沙特在外交上承認以色列本身就是一個交易，包含美國對沙拉沙特阿拉伯的安全保障、武器出口，乃至民用核設施出口，這每一條都是要落地的。然而美國有能力讓這些條件落地嗎？

美國政府能保證在這些項目落地的過程中，尤其是明年大選期間共和黨不會以此來抨擊拜登的中東政策嗎？而一旦受到抨擊有失去選票的風險，拜登政府還能真正落實這些項目嗎？既然不能保證，那沙特阿拉伯在沒有拿到這些條件的前提下還會繼續承認以色列嗎？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哈馬斯這次對以色列的襲擊在無形之中讓拜登政府解決掉了一個更大的風潛在風險，這個風險就是讓大家未來可能看到的，由于拜登政府的無能和無力，導致整個和解協議的執行半途而廢，這將地區引發更大的動蕩與波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