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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戰略基金的運營需要機制創新

基金投資，一般認為可能是外資、民間資本的專長，也有媒體頻頻報道，“中投”海外投資出現虧損。中國讓國有資本來運營如此巨額的風投基金，究竟行不行？

事實上，國際上的大型投資公司，比如新加坡的淡馬錫、美國的黑石集團，資本也是來自保險公司等機構，雖然不是國有的，但都是來源于社會各界。這些投資基金也都是所有者缺位的。所有者都不在基金公司辦公室上班。

但凡國際上大型公司同中國國企一樣面臨所有者缺位問題，但為什么能高效運轉，根本原因在于機制。圖為黑石集團收購的希爾頓酒店。

那為什么這些基金能夠運行得很好呢，關鍵是機制問題。

但很可惜的是，中國現在的國家戰略基金管理機制，還只是處在一個比較粗放的初期階段。據我了解，對這些基金也進行項目考核，計算單個項目的回報率，考核微觀短期回報，這種考核機制就把國家基金所承擔的戰略投資的使命與目標給閹割了。

我認為這些戰略投資基金的運營，不能以單個項目利潤論成敗。中國包括中投，國新等國家戰略型投資基金的運營，其投資決策機制、風險控制機制、業績評估機制以及管理團隊薪酬體系，必須要跟國家戰略使命相配套。這方面還需要進行大量的機制創新，多學習現代各個國家資本管理行業的成功經驗，吸取他們的反面教訓，再結合中國的國情，在實踐中探索，逐步形成中國式的國家戰略基金運營機制。這是當下一個重大課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就有可能把國家戰略基金又變成了一個以微觀盈利主導的資本投資。

與國企改革戰略目標相吻合

國有改革正進入深水區，而國有資本風投基金的出現，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重大舉措。

國內外有輿論認為，這種國有資本投資基金不是私有投資基金，是把國資做大做強，而原先說過，國企應從競爭性領域退出，那么，是不是國企改革退步了？

其實這是一種誤解。之所以有這個誤解，因為他們以為國企改革只有私有化這一條路。

我在拙著《現代企業的產權革命》講過，現代產業部門的核心企業（不是那些街頭小店），在全世界范圍都是所有者缺位的。即使在西方發達的國家，現代產業部門中的大型企業由私人老板控制的也是少數。絕大多數企業都是資本多元化、社會化了的。

那么他們是如何解決大型企業的所有者缺位的問題呢？是靠機制創新。

機制創新，比我們現在講的產權私有化還是公有化的問題要更加重要，從管企業到管資本的國有資本運營體制改革，正是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就迎刃而解，就變成國有資本的經營了。

所以，國有投資基金的出現，實際上是要我們探討，如何在實踐中去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有競爭力的資本運營體制。除了國有資本運營體制，將來肯定還要探討私人資本運行體制，以及社會化資本運營體制的問題。

實際上，私人資本的運營體制改革很快要提上議事日程了，因為中國的第一代企業家和私人老板，已經到了退出歷史舞臺的年齡了，他的資本是交給自己的孩子，還是交給其他什么人？私人資本委托給專業人士管理的時代即將到來。

同樣，社會資本也會面臨運營機制創新的問題。社會資本，比如大學的基金資本，現在中國好的大學已經有十幾億的校產基金（endowment fund）了，將來會有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的資本。

我曾建議，國家應該授權事業單位掌控一部分國有資本，這些國有資本與學校的校產基金進行混合，健全治理結構，使其自主發展；同樣，還有各種公益基金、慈善基金等等，都面臨著規模增長與健全治理結構的問題。總之，中國正在形成一個日益增長，越來越大的社會資本。

國有資本、社會資本和私人資本，都將面臨運營體制的創新改革問題。它們都無法由資本的所有者自己直接運營，而要有一個資本運營的行業，這才是我們國企改革中真正重要的問題。

國有資本、私人資本，還有社會資本，三類資本融合以后，資本的運營者是決定資本配置效率的關鍵，而終極所有者反而是起著次要作用了。

中國很多經濟學家的視野可能受制于現代經濟學，特別是現代的產權經濟學。他們傾心于現代產權經濟學描述的那個權責完全一致的世界，但是在我看來，現代產權經濟學所描述的世界，已經不是現代社會的主流，已經成為了歷史的過去。我們得向前看。

人類只能在現實的挑戰中，去探索未來的成長方向，不能回頭看過去所謂的黃金時代來安慰自己。

所以，國企改革重要的問題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明白國企改革的戰略方向和最重要的戰略問題是什么？

我的回答很簡單，中國國企改革的戰略方向就是在融入市場體系、保持市場競爭活力的同時，實現全社會多元資本的結構平衡。

其中，最重要的戰略問題是：各類資本在其所有者不再直接運營其資本的時代，如何形成有效的資本管理行業，作為“替身所有者”代為行使資本運營管理職能，以達到合理資本配置的效果。而這一問題，也是全球各國都未解決，都在探索的時代課題。

相信中國正在進行的創新不但能深化中國的國企與國資改革，也能為解決這一世界性難題貢獻中國智慧。

國有資本的運營機制也正在上下互動

不少人誤解了十八屆三中全會。認為全會以后，黨中央高度重視改革，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擔任深改組組長，研究改革的重大問題，就覺得這次改革是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由中央出文件，統一部署，各地各部門跟進執行就行了！

其實這是誤解了中央的意思。中央的做法是表示對改革的高度重視，對改革攻堅的決心。但是這不等于中央會給全國各地一個統一的做法，中國的地方太大，每個地方條件和經濟發展結構都不一樣，從來都是不能搞“一刀切”的！

現在實踐結果很清楚了，最近這兩年，慢慢地，各個地方都在自行探討自己的國企改革方案了。

除了重慶的做法廣受社會關注，沿海和內地都有省市在推出很有創意的國企改革與國資運營方案。我目前參與管理幾個VC基金，其中涉及省政府、市政府、中國科學院的研究所等不同方面。

其中安徽省政府的創新力度尤為突出。他們用政府資本引領，全社會公開招標選擇基金管理人，明確基金投資大領域及績效核算與獎懲制度，由基金管理人自主選擇投資項目。這種政府資金帶動社會民間資金，政府劃定產業范圍后基金自主選擇投資項目的框架，很好的實現了省政府的發展戰略與基金的市場運營活力的有效結合。可以說，國資運營體制的安徽模式呼之欲出了！

從實踐出發，國企與國資管理體制改革，也將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互動模式。而這正是30多年來中國改革的根本創新。

中國的三十年改革，哪一次是中央直接給具體方案的？農村包產到戶是地方農民先搞起來的，比如安徽、四川、河南等地。后來，中央調查組總結經驗，過了好幾年才逐步推廣。

工業體制的改革、外貿體制的改革也是中央有方向性提法，地方逐步搞起來的；資本市場首先也是從深圳和上海推行，然后股份制企業上市。

也就是說，中國重大的改革，每一步都離不開民間的創造，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如果出現問題，中央再調查研究，最后推開。

我把這種模式叫做：用改革的分權機制來實現分權取向的改革，也就是改革的市場驅動來實現市場取向的改革。它不是一個自上而下的，由中央下一個文件就叫改革了。

總之，如果你認為國企改革的目標是私有化，你當然看不到國企改革有進展；如果你認為國企改革目標是探討中國特色產權結構、多元資本結構的平衡以及國有資本運營機制的創新，如果你不止寄希望于一個中央文件就解決改革問題，而是關注全國各地的分散式制度創新，那你會看到這些改革正在進行，正在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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