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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過這8年的經濟增速下行，持續地努力化解前期形成的種種失衡；時至今日，轉入新增長通道的機會已經出現。有錢：因為儲蓄率還處于高位；有物：巨大的過剩產能和迅速擴大產能的超強能力；有市場需求：大約10億農民及低收入階層進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巨大消費潛力；有投資機會：習主席五大發展理念中蘊含的基礎性戰略性資產積累以及規模超大的民間投資能力；有中國夢的呼喚，面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百年目標，服務于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還有多少天文量級的超級工程等待建設，還有多少科技與產業的處女地等待開拓！基于這些，我國未來一、二十年中再創新一輪的“中國奇跡”，實現高質量前提下的7%以上速度的長周期增長，是完全可能的！ 

實現高質量快速增長的關鍵在于：①用宏觀-戰略投資推動國家基礎性、戰略性資產積累和經濟結構升級；②用貨幣供給雙軌制為核心的宏觀金融保障宏觀-戰略投資所需要的長期資本；③用貨幣理論的創新探索形成社會主義的功能貨幣論，為中國央行的人民性與資產重組提供思想基礎。

下圖總結了宏觀金融與高質量增長的整體邏輯：

一、資本積累決定長期經濟增長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把擴大再生產（即經濟增長）歸因于資本積累，而資本積累包含了不變資本（ΔC）即生產資料、可變資本（ΔV）即勞動力這兩個部分；技術進步則表現為資本有機構成（ΔC/ΔV）的提高。新古典增長理論的一個簡單表達是：Y=F(K,L,T)，即增長是資本、勞動、技術這三大生產要素的生產函數。可見，在運行層面上，現代新古典增長理論和馬克思的增長理論并無不同，區別在于對三大要素的性質及背后的決定機制的理解不同，在于對經濟制度與增長過程的關系的不同理解。

可以說，就供給側而言，馬克思與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共識是：經濟增長來源于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因此，經濟增長的速度與質量取決于生產要素（即生產性資產）積累的速度與質量。

從需求側看，通常講投資、消費、貿易順差這“三駕馬車”；但深入一步，則可知投資在短期是需求，長期中投資完成后又變成了資產與供給能力的增加，而投資增長與結構還受到制度的影響；貿易順差呢，則取決于宏觀資產結構上的國際競爭力；至于消費，嚴重依賴于收入分配，也即依賴于包括產權，稅收等制度狀況。總之，從長期看需求側的三駕馬車，仍是由投資與資產結構和制度安排所決定的。

簡言之，長時期的經濟增長取決于技術與制度條件下的生產性資產的積累！

2020年5月8日，河北省雄安新區，京雄城際鐵路雄安站在濛濛細雨中緊張施工 圖：東方IC

二、基礎性戰略性資產是生產性資產體系的“底盤” 

一國國民經濟的生產性資產可分為企業級資產和國家級資產兩個大類。前者是企業擁有的土地、廠房、設備、勞力等生產性資產；后者則是企業級資產之外的其它資產。其中，關鍵的是國民經濟長期發展必需的基礎性、戰略性資產，具有以下八大特征：

1)  超大規模：這類資產形成通常要天文量級的投資；

2)  超長周期：通常需要十年以上的建設周期和更長的回收期；

3)  超高不確定性：包括自然、技術、社會、國家安全多種維度的不可控因素；

4)  超低收入排他性：即有公共品屬性，資產性收入不易被投資者享受；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難于保障；

5)  外部性為正：這類資產可以惠及項目之外的地區、產業以及全社會；

6)  跨期邊際收益為正：需求的收入彈性大于1，隨著經濟增長及人均收入的增長，社會對這類產品的需求和這類產品的價格會同步或更快增長，這類資產的投資回報率相應增長；

7)  規模報酬可能為正，有自然壟斷屬性；

8)  運行相對簡單，對管理及創新要求較低。

具有上述八大特征的資產作為大類，統稱為基礎性戰略性資產（BSA，Basic Strategy Asset），構成一個國家生產性資產總量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其數量則與該國自然地理環境和發展階段有密切關系。一般而言，自然條件越差，則BSA需求越大，規模越大；反之亦然。發展階段越是在工業化發動至重化工完成之階段，則BSA的需求越大，規模越大。

中國西高東低的三階梯地形，胡煥庸線揭示的生態資源東西分布失衡等等，決定了中國對BSA的需求遠遠超過超過北美及歐洲的水平。中國BSA的規模與質量將決定其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成敗！

上圖舉例展示的BSA領域極為寬廣，涉及的工程規模巨大；工程建設實施超級復雜；如何推動？誰來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