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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的啟示是什么呢？就是貨幣開始從因變量，即中性貨幣演變為自變量，變成了一個啟動經濟過程的始發力量。原因就是在于貨幣能夠直接變成資產，資產對應負債，然后創造出新的經濟活動。但這個過程能不能持續？長期看是好事還是災難?這都取決于超發的貨幣投向了什么領域，是投向生產性資本的積累，還是像歐美一樣的福利消費和虛擬資產的交易?由此觀之，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成功，關鍵之處就在于中國自主創新的國家級開發性金融機構和地方金融平臺。這兩者實際都是用借債的方式籌集資本金，投入到實體經濟，集中體現在中國各類基礎設施的數量和質量上，它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創造了一個比較堅實的基礎盤面。[9]前邊已講過國家協調要素供給能力的重要性，這里不再重復。需要強調的是，政府在這個領域的重要經濟職能，就是整合與協調核心資本及市場自發力量，形成一個與國家戰略方向一致的力量，建構對國民經濟長期發展有利的基礎生產要素的供給能力，包括土地、資本、勞力、技術、能源以及生態資源等。

上述舉例已經可以表明，現代主流經濟學已經在其最重要的基本理論上被經濟世界的空前變革遠遠甩到了后面，成了與當代經濟世界的真實運行無關痛癢的“老調”。經濟之舟已經漸行漸遠，經濟學家仍還在原地尋找解題之劍，豈非時代的悲劇？是該政治經濟學再出場的時候了！

三、政治經濟學的復興之路

政治經濟學作為我國經濟理論的根本地位是確立已久的。但是至少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美國版“現代經濟學”教材體系已經逐漸成為我國重點大學的必修課程；相反，政治經濟學反而日益成為邊緣的課程了。反映到日常經濟政策的討論中，使用的分析框架和話語體系也幾乎全面來自“現代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的傳統幾乎完全缺位。即使在近些年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倡導、推動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以后，上述情況也鮮有改善；雖然在頂層話語上（如“五大發展理念”、“以人民為中心”等）已經確立政治經濟學的指導性，但是落實到經濟政策的討論上，仍然還是“言必稱希臘”，跳不出西方現代經濟學的窠臼。

為什么會發生這種對政治經濟學原則肯定、實際上“退場”的現象呢？原因固然很多，恐怕最重要的原因還是政治經濟學自身長期以來自我封閉，既少理論創新，也遠離當代現實；既不了解當代西方發達國家的新現實，也沒跟上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很多時候只是在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中炒冷飯，或者簡單的為中央文件提供幾乎是重復性的“解釋”，而不是嘗試建構國家發展與政策討論的學理基礎。而為數不多的具有學術情懷的政治經濟學者，則受到西方經濟學數學化的影響，把大量精力投放到馬克思經濟學的數學化上面了。久而久之，政治經濟學既未上達廟堂之高，也未下入江湖之遠，逐漸形成自彈自唱、和者益寡的局面。

2007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機是一個轉折點。它引發了西方經濟學群體的分化。對現代經濟學的反思、批評乃至抗議之聲此起彼伏，甚至從校園和學術圈走向了社會和街頭。國內長期堅持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中青年們也受到鼓舞，校園內的學生們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對黑板經濟學產生厭倦與失望；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出面推動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并明確提出堅持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創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三大相當關鍵的理論工程，這一切都表明：政治經濟學的繁榮、發展與復興正是歷史發展的內在需求。

當然，政治經濟學的復興不會僅僅從思想史的內在要求中實現，他必須依靠政治經濟學自身實實在在的理論創新成果；它也不可能僅僅依靠國家層面的支持倡導，而必須在與其它理論——主要是“現代經濟學”的競爭中實現它的復興。那么政治經濟學在世界變革的情境下，能夠比西方主流經濟學更有能力實現面向當代現實、面向未來的理論創新嗎？

我的看法是“必然的”。理由有四：

第一，政治經濟學的使命是揭示現代社會經濟體系運行的內在規律，從而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從當前我國的發展階段說，就是“以人民的利益為中心”。這使得政治經濟學必須直面現實、深究內里，而不是像西方主流經濟學那樣，局限于在經濟變量的層次，不知不覺的以資本利益為中心。

第二，研究方法上，西方主流經濟學秉持方法論個人主義，看不見人群中的不同群體，也不理會市場的內在結構，習慣用消費者、投資者、交易這類原子化的概念來展開研究；而政治經濟學則強調階級或不同利益群體的區分，強調從群體到市場到國際體系的內在結構。

第三，就研究對象談，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局限于一般均衡理論的框架，著重在數學方面做文章，數學模型越來越復雜高深，而與經濟的關系卻越來越遠。常常是用數學模型的可求解性來剪裁和閹割經濟現實，從而使現代西方頂尖學術研究的主流成了自我欣賞的數學游戲。對比之下，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則以現實經濟體系的運動作為研究對象，理論必須隨著真實經濟體系的改變而改變，也就是與時俱進。

第四，就學術共同體設定的研究路徑來說，現代西方經濟學已經高度體制化、科層化、八股化。從學術大咖、教授、年輕教員、博士后的層級設置，到核心期刊、普通期刊、邊緣期刊的論文發表與評分體系，加上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論基礎上的全套教材體系和教件配套，有效保證了一代代研究生把自己的芳華歲月耗費在數學迷宮的象牙塔中，往往使得經濟學中的學術爭議變成外人無法理解的數學競賽，恰似我國明清時代的科舉考試，已從早期考核才干的工具，變成了咬文嚼字，套路死板的八股了！現代經濟學在我國不到30年的“寡頭壟斷”之后，已經面臨嚴重挑戰，那種確保其學術系統、不斷加強的學術共同體結構已經在崩壞之中，我國年輕一代的經濟學人正在迎來比較多元的學術討論空間；再者，國家在指導思想層面也已重新確立政治經濟學的基礎地位，這樣就意味著，真正研究與解釋當代經濟新現實的變革性經濟理論，在我國是更有機會孕育與發展起來的。要知道，在當今美國業已僵化的學術共同體體制中，真正顛覆性的新經濟思想的發展是難而又難，難于上青天的！

以上分析表明，在新的經濟現實條件下，政治經濟學具有內生優勢，比西方主流經濟學更有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理論創新，從而實現政治經濟學的復興。然而，怎樣才能將政治經濟學復興的可能性變成現實呢？至少有以下幾點是不可忽略的。

第一，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人員必須走出校園書齋，積極投身于新經濟時代的實踐，深入觀察了解實際經濟世界的變化，盡量能系統深入的調研和熟悉若干企業與產業演變的歷史；同時把觀察范圍與知識積累從實體經濟擴展至現代金融與資本市場。只有對正在發生的真實經濟體系的變革具有實感，才能搞對研究課題，也才能形成對真實世界具有解釋能力的新理論。

第二，要正確處理“我注六經”和“六經注我”的關系。“我注六經”說的是博覽群書，知曉經濟思想的演變脈絡、爭議和現狀，鑒別不同學派與學者的長短優劣，從而明白問題的難點。而“六經注我”則是要求博覽群書者不是當“書蟲”，不能對名人、名家盲目崇拜，只會當粉絲、打醬油；而是要有自主創新，超越前人的定位，把先賢大家的思想有效的為我所用。總之，既不能思而不學，也不能學而不思；既不能目空一切，盲目排斥已有學術成果，也不能喪失自我，跟在名人后面亦步亦趨。通曉百家而又超越百家，志在自成一說；熟知世情而又走出世情，理論高于現實。這才是成就新理論的可行之道。

孔子就曾說過“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第三，海納百川，尊重同行，取長補短，互相借鑒。有道是，文人相輕，古已有之。但以今日世界之復雜，知識積累的規模之巨大，學科分工之精細，任你有多聰明能干，也不可能包打天下。像馬克思當年一個人關在大英圖書館里幾十年那樣搞研究，今日恐怕不太行了。為此，需要善于合作，結交可合作之人共同成事；也需要善于借力，重視從不同觀點的同行那里吸取有用的內容。若能團隊作戰，圍繞共同目標合理分工，以群體之力成不世之功，則更為上乘之法了。

堅冰已破，前路已通。吾輩以增進社會大眾福利而求知者，還不振作奮起，更待何時？

注釋：

[1] 錢穎一：《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2] 戴維·斯托克曼：《資本主義大變形》，張建敏譯，中信出版社，2014。

[3] British Petroleum,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2013,https://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html.

[4] Acworth, W., “FIA Annual Volume Survey”, Futures Industry Association, 2014.

[5] 表中提到的交易所分別為：Nymex，紐約商品交易所；CBOT，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E芝加哥期權交易所；CME，芝加哥商品交易所；LME，倫敦金屬交易所；ICE，倫敦洲際交易所；Liffe，倫敦國際金融期貨交易所；Eurex，歐洲期貨交易所；SHFE，上海期貨交易所；DCE，大連期貨交易所；NSA India，印度國家證券交易所；MCX，印度商品交易所；MCX-SX，印度股票交易所；BM&F，巴西商品與期貨交易所；Korea Exchange，韓國證券期貨交易所。

[6] 行為金融學的核心是用市場非理性和大眾的從眾心理（即“羊群效應”）來挑戰有效市場的金融理論的。但是行為金融學逃避了更為深層次的問題：大眾跟風的“風”從何而來？誰會制造市場上的“風”？參見：A. Shleifer, Inefficient Markets: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Finance (OUP Oxford, 2000). 和R. shiller, Irrational Exuberance, 2nd 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7] 關于先發達國家的國家政府對資產——資本市場的介入，參見：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一卷）：16世紀的資本主義農業與歐洲世界經濟體的起源》，郭方、劉新成、張文剛譯，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邁克爾·赫德森:《金融帝國：美國金融霸權的來源和基礎》，趙飛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8] 數據來自：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Z.1: Financial Accou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Flow of Funds, Balance Sheets, and Integrated Macroeconomic Accounts", 2013.

[9] 這方面的論述很多，本人在拙作《超常增長》一書中有系統論述，參見史正富:《超常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