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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或麻煩

歷史上，在中國以“齊家”之名概括的農耕村落組織和治理中，父子和兄弟關系占據了核心位置，一縱一橫，交織構成了村落組織秩序的支架。但這兩種關系共同的致命缺陷是無法自我再生產，因此無法獨立持續。

這兩種關系的再生產都必須依賴，且完全依賴，男女之間的關系。換言之，盡管傳統農耕村落的組織治理一直不依賴男女關系，有些儒家經典中甚至全力將女性邊緣化和排斥，農耕村落社區的發展、演變以及本文特別分析論述的村落秩序的穩定還是必須依賴男女關系。

這里之所以說是男女而不是夫妻關系，是因為所有夫妻關系都源自男女關系，也因為男女關系太復雜了。父子兄弟關系幾乎全是生物給定的。偶爾的抱養（收養本家兄弟的男孩）也有血緣關系。毫無血緣關系的收養在農耕村落間很難發生，因此罕有所聞，盡管在古希臘屢有傳說。

男女關系中有給定的，如兄妹或姐弟，如母子或父女。但引出無數麻煩甚至重大風險的往往是那些沒有或極稀薄血緣聯系的男女關系。因為這類男女通常更適宜經婚姻結為夫妻，繁衍更健康的后代。但其積極正面的社會功能不限于此。

“合兩姓之好”也是傳統農耕時代超越村落構建更大地域社群的重要手段。這一點因此被人們充分利用，無論有意無意，用來化解或緩和各種社會沖突，如村落、家族或宗族間的世仇，典型如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或是歷史上中國的民族和親。

但是，就傳統中國的基層組織治理而言，最重要的是，通過男女關系才可能不斷創造令農耕村落社區得以組織定型的經（父子）與緯（兄弟）。

男女關系不僅是人類各種天然關系中最強有力的，也是最具有創造性。只是沒人許諾，也沒人能保證，創造一定是改善、發展或進步。真實世界中的創造從來就是永久、全面、徹底地改變原有格局。換種說法就是顛覆。創造性越大，顛覆性越強。

是創造還是顛覆，沒有標準定義，完全取決于卷入其中的評斷人的立場和視角，取決于他/她們的利益盤算以及前后的利益得失。但鑒于絕大多數人在通常情況下趨于保守，即除非可期待的利益足夠大且明確，人們通常希望保持既得利益。

越具有創造性的男女關系，對涉足其中至少一方甚或雙方的風險就越大，甚至風險外溢，成為社會的災難。人世間許多男女的情愛何止是動人？那可真的是“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完全有資格進入“普世價值”。

《羅密歐與朱麗葉》歌劇劇照

即便成了夫妻，即便雙方都懷著“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或“從一而終”的強烈心愿，這種關系也并不從此錨定。由于生物進化的必要和必然，從生物學上看，人——男子尤為顯著——的天性趨于多性伴侶或多元性感的（poly-erotic），在夫妻之外，男女尤其是現代社會都可能另有紅顏或藍顏知己，即便這不必定等于或導向行為出軌，也盡管女性通常比男性更挑剔。人的這種自然傾向意味著，夫妻也可能成為陌路人，只是制度上的夫妻，同床異夢甚至不同床也不同夢?！昂湍阋黄鹇兝稀辈⒎侨耸篱g最浪漫的事，那只是戀愛中的人“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無意中，透出的是人類的無奈。更何況，“浪漫”的含義之一就是不現實甚或不靠譜！

真不是有意貶低愛情和婚姻。只因必須看清這一點，才能從社會角度理解男女關系的復雜、重大、緊要和關鍵，特別是其對制度的需求；才可能從一開始就洞悉即便建立了相關制度也無法補救的那些致命局限。換言之，別指望什么一勞永逸或長治久安，或格林童話中屢見不鮮的“從此過著幸福的生活”。不僅要充分理解其在歷史中國對于農耕村落的發生和延續的意義，更要理解其對農耕村落秩序構成的重大且嚴峻的風險。因為，一，出自本能，伴隨著強烈的情感，這種關系就很難甚至有時就是拒絕接受理性教誨和制度規訓。想想，孔子為什么兩次強調“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想想那些比“實現正義，哪怕天塌地陷”毫不遜色的毒誓和行為。二，風險一旦發生，其波及的范圍和程度，無人可以預料，因此就無法預防，也無法有效止損。許多不知情的人，全然無辜的人，包括當事人的至親，都可能玉石俱焚。私奔路上，忠于愛情的美狄亞毫不手軟地殺死了弟弟，并將之切成碎塊；為懲罰丈夫伊阿宋的負心，同樣忠于愛情的美狄亞又毫不手軟地毒死了自己的兩個稚子?，F實生活中的男女關系通常不那么激烈，不驚天動地；但制度回應常規，卻還必須防范那些冷不丁從哪冒出來的極端和另類。

因此盡管男女關系與父子兄弟關系都很重要，它們對于歷史中國農耕村落的組織秩序的功能和意義卻很不同。由此，應對男女關系的最基本原則就是“男女有別”。

這一原則首先是要盡可能促成和保證穩定的婚姻家庭關系。因為如果沒有嚴格的男女有別，就可能有更多“發乎情”而不是“止乎禮”的性愛。鑒于沒有現代避孕手段以及親子鑒定技術，人們就無法確認生物上的父子關系，而人性卻是“孩子是自己的好”。這就動搖了婚姻家庭的兩塊基石。一是父子關系，男子沒有動力慈愛和撫養妻子婚內生育的孩子，即便這孩子在生物層面上真的就是他的孩子。二是夫妻關系，男子不愿為妻子提供生活必需品，換取女子繁殖和養育他們的共同后代。這個后果其實對女性和孩子最為不利。也正是看到了性產權的利害，《禮記》才把后果說的明明白白：“男女有別，然后父子親；父子親，然后義生”。由于“男女有別”是穩定家庭的根本，因此就成為“齊家”的起點。

但這一原則高度關注的是防范男女間引發超越當事人的、最終可能要由整個社區埋單的重大亂倫風險，尤其是在人際關系緊密的農耕村落。亂倫風險大致可分兩類。一是生物性的亂倫，即血緣近親男女間的性愛。因為在近代之前，一旦有了性愛就很可能懷孕和生育，導致不健康的后代。二是社會和政治組織層面的“亂倫”，即社會出于秩序考量而不能允許的男女間的性愛。因為性愛會改變男女雙方的關系，連帶著會部分改變甚至全面改變他們各自嵌入的農耕村落社區的關系網絡。這兩種風險都可能導致以父子兄弟為架構的農耕村落組織秩序的紊亂甚至崩潰，成為災難。

本文集中分析討論歷史中國農耕村落為防范男女關系中的風險而形成的一些根本制度和原則，其發生的根據、功能以及實踐的邏輯和局限。本文并非一篇歷史論文，而是一篇有關制度的理論論文。由于任何社會的實踐總是豐富多彩的，與正式制度、制度邏輯以及社會意識形態一定有所背離。因此本文從各方面看都不可能，也不追求，展示、描述和解說漫長廣闊的歷史中國農耕村落處理男女關系的眾多制度細節或風俗，而只是分析論述在重要制約條件下相關制度發生的基本結構和邏輯。概括、省略不可避免，甚至必須。